抑郁和焦虑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工作强度巨大、福利被大幅度残酷削减的时代，低收入的工人、妇女、年轻人以及那些失业者的精神压力和自杀率急剧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是造成人们生理缺陷的首要原因。而当今治疗抑郁症的手段却只在个人范围内去理解精神痛苦，而忽视了造成抑郁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它聚焦于在个体的层面上改变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去改变社会。
Iain Ferguson在新书《心灵的政治学》中质疑了如今主流的治疗抑郁症的医学模型，他认为，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剥夺了我们对生活的任何掌控权，否定了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因此，真正解决心理健康危机的手段绝对不是药物和心理治疗，而是集体反抗。本文即为作者的访谈摘录。
抑郁和焦虑似乎盛行于当下，尤其在失业人群中普遍存在。那为什么最近会突然出现这么多有关心理健康的讨论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社会人们精神压力的普遍增加，尤其是就业、失业的压力。因此，在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抑郁症、焦虑症和自杀现象的大幅增长。有大量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的焦虑和抑郁程度都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她们彼此在社交媒体上的攀比行为有关。
那些贫穷、低收入人群的焦虑和和抑郁水平也在增加。这其中一些来自负债的压力，有些也与工作的不牢靠、不稳定有关。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现象相当普遍。而我在书中告诉大家，无论是过大的工作强度、债务或是福利缩减，这一系列现象的症结，都来自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生存压力。
那你为什么现在写这本书？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想去挑战一个医学模型，这个模型说，精神上的痛苦，无论是抑郁、焦虑、精神分裂还是其他任何标签，都和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无关，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无关。这样的模型使得精神痛苦变得“个人化”了。所以本书以质疑这个模型为出发点，并提出，当前人们日益严重的精神苦闷，与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上述医学模型会变成主流？它已经保持支配地位多久了？
它在医学领域已经流行了150多年了。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它在个体范围内讨论将精神痛苦，因此很省事儿。它简单地将精神痛苦归结于大脑和道德上的缺陷。难怪这会让人觉得耻辱，因为正经历精神痛苦的人们会觉得自己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其次，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抗抑郁类药物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我们习惯去认为疾病都能通过吃药等手段治愈。怪不得制药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盈利产业。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这个医学模型出现之前，人们怎么看待精神痛苦呢？
之前人们普遍用宗教来解释精神痛苦：它要么是上帝的惩罚，要么就是魔鬼附身。但除了这个宗教模型，还同时存在唯物主义的解释，即从人体构造层面去理解精神痛苦。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其与体液失调有关。这种观点直到十九世纪都影响甚大，我在书中提到的电影< 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 >就很确切地表现了这种观点。
但同时，我也在书中强调，当社会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比如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或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些更前卫进步的观点就会涌现出来，这些观点会将人们的精神压力与人们的生活状况联系起来。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如何解释这种如此复杂的议题呢？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唯物主义的解释：我们现代社会不以满足人类基本的物质或精神需求为基础，而是被积累利润的欲望所驱动。也就是说，当代社会抑制、扭曲或者异化了人类的情感诉求、性需求或是其他需求。这才是理解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第二个层面，基于历史的解释。既要弄清楚为什么某些有关心理健康的观点在特定时期盛行，同时也要将个人生活放置于历史背景下去细致考察。因此，有人认为我们与每个人见面时不应该问“你最近怎么样？”(How are you?)，而是“最近发生了什么事？”(What happened to you?)也就是说，是人的经历，特别（但不完全）是早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三观。
第三点，运用辩证法，这一点又包括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一个幻听（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的人会尝试回应他所听到的声音，可能是因为害怕，或是想要去管控这些声音。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这种反应方式却只被单纯地当成一种症状来去治疗，而没有去仔细探究这种回应其实是因为人们会积极地去想要理解自己的情绪，并试图克服它们。另外，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断：我们集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的程度决定的。
当不联合在一起进行反抗时，人们更倾向于把一些痛苦和压力压在心底。有大量证据表明，集体性地反抗抵制社会不公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健康。
书中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从集体抗争走向集体忧虑。”（“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在许多方面总结了我们刚才谈论的内容。我们为提高心理健康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集体反抗。这也与我在书中谈到的异化问题有关，因为很多精神上的苦恼都是我们感觉自己对于现实无能为力。当人们开始感觉到集体的力量，就会有益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我想这就是这种方法与医生所提供的方法的不同之处当人们去找医生时，即使医生不给他们药物，他们也可能会被送去医院做心理治疗，很有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但这种治疗方法仅仅在个体层面上去改变你对事物的反应。
如果这种治疗有效，那是最好。但CBT只是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它能吸纳进步思想，并同化它们并为己所用。 比如说，在精神健康领域，“康复”（recovery）的概念目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其中积极的方面是，它表明人们不必一辈子都活得不好。而消极的方面是，它把“变好”的责任推给了个人。
在你的书中，你驳斥了一些主流医学模型，同时你也在观察它们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界的知名人物，你既谈到了他方法的创新和长处，但也批判了他。
弗洛伊德他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的思想有非常激进的因素。他认为社会压抑和扭曲的不仅是人们的性欲，还有其他基本需要。而这些方面的扭曲造成了他所谓的“神经症”。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保守的，但我在书中也辩证地提到，弗洛伊德的思想里一直都有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