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是怎样逐步领略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

邓力群参加延安整风时，下功夫钻研的一本书是《两条路线》。邓力群说：

【“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条路线》一书既编进了正确的文件，也编进了有错误的文章。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文件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文件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过了然。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正确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王明等人为代表。”】

◆1949年8月，邓力群在新疆伊宁市。

让邓力群由衷佩服的，不仅是毛泽东在此前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掌舵的本领，而且是毛泽东在整风期间的掌舵本领。邓力群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仍然由衷佩服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显示了他掌舵的本领，对于问题就是能抓住时机、抓住火候，抓着以后就以最妥善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讲六届四中全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按照当时一些同志的讲法，都把王明这些人说成是篡党，四中全会就是非法的。这样一搞，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必然牵扯到一批人的问题，那党就不得安宁了。毛主席说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全。这样，一批人就解脱了，党内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这样，批评了错误，对错误给以充分揭露以后，最后给予恰当的定评，是巩固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环节。”

“毛主席高明，不是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一种潮流恣肆而来的时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谓‘反潮流’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他对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情况的科学考察为基础的。”】

通过延安整风，邓力群切实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奋斗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拥戴领袖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向基层理论联系实际，是邓力群终生不悔的选择。他说：

【“作为一名愿意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共产党员，当认识到路在哪里，就在自己脚下，应走向群众，走向基层，走向实际的时候，他是决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邓力群陪毛泽东读书

谈到毛泽东与邓力群的关系，不能不谈到邓力群陪毛泽东读两本书的事。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十分重要、他自己也特别重视的一次活动。而邓力群对他陪毛泽东读书这件事也终生难忘，一直到晚年仍然萦绕于心。邓力群生前曾说：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

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发现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的毛泽东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为此，了解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非常重要。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并且特别指出重点要读的，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以下称“两本书”）。在这方面，毛泽东也作出了表率。庐山会议后，他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来重读这两本书。这次毛泽东读书，与以往不同，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借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因此，他特别选择了四个人和他一起读。这四个人是：陈伯达、邓力群、胡绳、田家英。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特别选择几人和他一起专门读特定的书，这是唯一的一次，可见这次读书，意义非同小可。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与邓力群等人合影。左起：朱德、刘少奇、赛福鼎·艾则孜、毛泽东、包尔汉、周恩来、邓力群。

毛泽东选择的一起和他读书的四人中，陈伯达、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是经常为毛泽东收集学习资料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田、胡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但邓力群不是，毛泽东为什么选定邓力群和他一起读书？其中主要原因，一是邓力群深受毛泽东信任。自从在延安毛泽东与邓力群接触后，经过延安整风，邓力群已经成为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在此后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展现很高的水平和能力。二是邓力群无论在延安，在东北，在新疆，还是调中央工作后，都表现出很高理论水平，对此，一向关注党内学习情况的毛泽东是了解的。三是他曾在北京大学学过经济，后来研究经济问题也成绩斐然，写出过很深刻也很有影响的经济问题报告和文章，是党内不多的懂得经济理论的领导干部。四是他曾在刘少奇身边，没有秘书的名义，但做秘书性质的工作，是刘少奇的实际上的第一秘书，这个地位十分重要。五是邓力群此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问题有过深入研究，1955年9月发表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分配问题》一文，影响很大。《红旗》杂志5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方面的文章，大多数是他或者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把关、修改后决定发表的。正是这些因素，毛泽东不但选择邓力群和自己一起读书，而且在陪同自己读书者中，地位不一般，仅列毛泽东第一秘书陈伯达之后。毛泽东这次集中读的就是两本书，时间从1959年12月上旬开始到1960年2月9日结束，地点主要在杭州的刘庄。1960年初上海会议后，毛泽东又带四人到广州的白云山，把在刘庄尚未读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34、35、36章，以及结束语全部读完。邓力群曾回忆毛泽东和他们一起读书的细节，其中谈到：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毛泽东和陪同人员在杭州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图为（右起）毛泽东与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一起读书。

负责作记录的邓力群对毛泽东在这次读书中发表的谈话极为重视。他晚年回忆，读书时，他紧挨毛泽东坐着，不仅将毛泽东发表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而且，他看着毛泽东读书时在书上划线和写旁批。当时，毛泽东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毛泽东划线、打记号时，邓力群也跟着他在自己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泽东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邓力群就把毛泽东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邓力群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泽东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邓力群也照样划道道。每次下午读书后，邓力群当天晚上将记录整理清楚。为保证准确，第二天上午再整理一遍，还请周恩来秘书梅行帮助一起整理。整理后，再请胡绳、田家英看，胡、田作个别文字改动。离开杭州前，邓力群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1月4日，他们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毛泽东和他们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邓力群马上整理完新记录，与此前已经整理成册的记录装订一起，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邓力群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读两本书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饱含着毛泽东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是毛泽东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几十年后，邓力群对毛泽东生前留下的这一文献的重要价值有自己的评价，他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20世纪90年代，邓力群在指导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时，多次谈自己对毛泽东读书谈话的体会。其中，他谈的毛泽东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体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观点的体会、毛泽东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的体会、毛泽东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问题的体会、毛泽东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臧否褒贬的体会，都非常深刻，对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起到了指导作用。邓力群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人员提供资料，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少量印制，作为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