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大体上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了六月起义失败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共和派的得胜导致制宪议会时期共和派的独占就治。 第二部分说明了共和派在制宪议会前半期（自六月起义后至1848年12月总统选举）的统治。制宪议会的种种反动措施既打击了无产阶级也损害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于是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起而反抗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共和派则采取了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马克思所说，当共和派感党到自己立足稳固时，它马上就把过去的盟友小资产阶级抛弃，而慌忙跑去投靠大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在各阶级间就形成了一种仿佛势均力敌的局面：无产阶级的斗争暂时失败，共和派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在遭受二月革命的打击后刚刚抬头尚有所忌惮，广大农民憎恶共和派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似乎代表了过去革命传统的某个人物身上。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就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人物在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马克思对12月10日事件的分析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历史事件的典范，在这一章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部分阐述制宪议会后半期（共和国建成时期）的历史。这段时期贯穿着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同代表秩序党的巴罗内阁之间的斗争。其根源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害矛盾。这两者在共和国建立和建成的两个阶段上势必处于不同的地位。工业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制，大资产阶级则拥护君主立宪制，前者在利用群众斗争建立共和之后必然暂时当权，然而一俟共和确立后它便失去群众基础，政权逐渐落入势力雄厚的大资产阶级之手。所以制宪议会后半期的历史以“1月29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解散自身的提案），“3月21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关于废止结社权的提案），“5月11日事件”（制宪议会默许了波拿巴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标志了共和派的彻底失败。 第四部分阐述立法议会开幕前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和6月13日事件。立法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幕。此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秩序党日益取得优势因而在立法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新山岳党。在共和派失败后，新山岳党与秩序党之间的斗争便突出起来，结果导致6月13日事件（新山岳党维护宪法的和平示威运动）。这个事件既是小资产阶级失败的标志，也是大资产阶级胜利的标志。 这一章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在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时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完满统治形式”，又如在分析俱乐部（当时多系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的性质时，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特别是在提到宪法中把原有的“劳动权”条款改变成“享受社会救济权”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经济改造的著名公式：“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指由，除此而外如果想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劳动权，那便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恩格斯在“导言”中曾提及这一区别于一切机会主义的公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特性的分析。自六月起义后在整个制宪议会存在期间都贯穿着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小资产阶叙的特性表现得异常突出。而6月13日事件更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而纯粹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就以这一事件为本章的标题。 法国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无产阶级尚不成熟和小生产的地位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月革命时，它是革命的动力，是共和派的附属物。在二月革命后，它又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保镖”和镇压六月起义的帮凶。然而在六月起义后，它却成了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的牺性品。马克思通过这一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法国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斗争中处于左右摇摆自相矛盾的状态。它想“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所以它拥护共和派的“正直共和国”而反对无产阶级，并且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表现了它的狂热性。但是，它却认识不到，当它拥护共和国时，只不过是捍卫着一个理想的形式，而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正是大资产阶级即它的倩权人和敌人；当它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正是在反对自己的盟友和真正的群众支柱。小资产阶级既然失去了自己的支柱，加上本身的软弱性，因而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限于“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以宪法条文为据在国会里进行空洞的论争和举行非暴力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结果当然是失败。 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是马克思从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经历中引申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章里得到了回答。 （4）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本章主要阐述了立法议会时期的历史。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6月13日事件的始末，秩序党击败山岳党之后的独裁统治，秩序党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两派面对群众的反抗再度勾结并以废除普选权的反动措施报复了新山岳党的选举胜利。 1849年春，法国掀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4月初，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盟发表了纲领，组成了新山岳派。它的纲领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纲领。1849年5月，立法议会举行选举时，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派联合形成了秩序党。在这次选举中，秩序党获胜，但成绩较大的是新山岳党。选举后，新山岳党在立法议会中就成了一支能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新力量。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秩序党和新山岳党展开了激烈斗争，新山岳党人在议会中提出了弹幼秩序党的意见书，建议把总统和部长们提交法庭审判。议会断然拒绝了这个提案。新山岳党人在议会内遭到失败后，决定把斗争转移到议会之外，于6月13日组织群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结果遭到秩序党反革命暴力的镇压，新山岳党人失败了。 新山岳党人被击溃后，秩序党更是大权独揽。他们对法国的民主力量进行彻底的摧残和压害，实行了一系列镇压人民的法令。这时，在法国变成了秩序党与波拿巴派共同统治的警察国家。随着法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秩序党和路易·波拿巴之间斗争尖锐起来。路易·波拿巴为了击败秩序党，他特别重视抓军队，控制军权。为此，于1851年1月撤换了秩序党人巴黎驻军司令尚加尔涅的职务，军权转移到波拿巴手中。 本章大体上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一时期（1849年5月28日至6月13日）的历史，讲述了6月13日事件的源由。这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斗争是秩序党与新山岳党的斗争。 第二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二时期（6月13日至11月1日）即秩序党独裁时期的历史。秩序党在战胜了新山岳党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公开暴露出其保皇派的面目。 第三部分阐明立法议会第三时期（11月1日至1850年3月20日）的历史。当秩序党全权在握时，促使它团结的因素也就消失了，于是秩序党的内争及其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斗争的根源在于大资产阶级的两个不同阶层——金融贵族和大地主之间的利害矛盾。斗争结果，波拿巴获胜，金融贵族的奥普尔内阁代替了秩序党的巴罗内阁。此后金融贵族的愈益反动的统治激起了广大的中间阶层的反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度与无产阶级的代表团结起来，结果在3月10日立法议会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第四部分阐明立法议会解体时期的历史（1850年3月10日以后）。秩序党与波拿巴面对着群众的反抗也再度勾结并以废止普选权的反动措施报复了新山岳党的选举胜利。马克思通过这样的线索阐明了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即金融肯族统治的确立和人民群众反抗的增强。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间断的革命”等重要原理。 法国阶级斗争的史实为马克思的工农联盟思想提供了历史根据。在秩序党专政统治时期，法国农民的处境在苛税和暴政下日益恶化的事实表明：第一，“农民所受为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制和高利贷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第二，“奥普尔通令”“取蹄学校教育法”“取蹄自治局长法案”“军令”等等反动法案无不是针对农民阶级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同无产阶级一样得不到任何根本的改善。“只有资本的倾覆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终结它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就是说农民必须“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周围”。 但是，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而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周围。因为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抑或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即服从于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盆所要求的那个阶段，超过此阶段则反对革命。二是抹杀阶级斗争，或者直接为了粉饰资本主义而抹杀阶叙斗争；或者“幻想借一些细小伎俩和巨大伤感事件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斗争”。同这种“社会主义”根本对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则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依赖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一切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变革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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