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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后革命的幽灵
戴锦华 · 2018-06-04 · 来源：海螺社区
我们相信自己与人类命运、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连接，尝试直面或指认并思考充满变数、危机的现实，也许我们会更清晰地感知并且更深地徘徊,甚至陷溺在一个幽灵出没乃至自身正经历幽灵化的现实之间，我们似乎都负有某种来自幽灵的指令，关于社会正义和解放，但我们同时经验着介入冲动和行动坐标的缺失。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文化与性别研究。曾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澳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著有《雾中风景》《隐形书写》《电影批评》《性别中国》等专著十余部。专著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出版。戴锦华教授一直以犀利的学术观点和积极的影评实践而著名，她是电影艺术的守护者，是女性主义的倡导者，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者，多重的身份和复杂的研究使她架构了一套独特又深刻的观察电影的理论体系。
戴老师同题演讲稿曾在海螺社区首发过，本次推送的是戴老师亲自修订的版本，发表于《跨文化对话》第38辑，2018年5月刚刚出版。
一、破题或哈姆雷特处境
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后革命的幽灵》。其中无外乎两个关健词：一是“后革命”，一是幽灵。
当我们说“后革命”的时候，必须再次赘言：其英文对应的是post而不是after，即，“后革命”不等于“革命之后”。使用“后革命”是在强调几个层面：一是革命已远，革命未至;一是已远去的革命——革命历史、革命记忆与革命想象仍然以种种形态留存、延宕、漂移在我们的现实中间。同时，革命幽灵的漂移、出没并不是简单明了地意味着某种革命的可能、革命的威胁、关于革命的记忆或对革命的呼唤，而或许刚好相反，是革命在持续不断的被幽灵化、债务化的过程当中扭曲着、变形着其自我显现的方式。这是我所谓的“后革命”。第二个词是“幽灵”。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至少从德里达以《马克思的幽灵》为题撰写了他晚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以后，“幽灵”一词开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哲学化过程，以至有了所谓的“幽灵学”。因“幽灵学”的出现，《哈姆雷特》再次受到了思想界的青睐。在不同的场域、语境中，人们不断地提及《哈姆雷特》的幕启时刻，论及父亲的幽灵、幽灵的指令、复仇，再度讨论丧失行动能力的复仇者。也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里，哈姆雷特式的处境——To be，or not to be——开始以某种方式成了今日——革命已远，革命未至的世界现实之下的思想者与反叛者处境的象喻，换言之，突然之间我们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哈姆雷特。尤其是我们作为人文学者、思考者，不仅是在学科的职业身份上，同时也是在志向和自我期许与社会期许的意义上，我们相信自己与人类命运、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连接，尝试直面或指认并思考充满变数、危机的现实，也许我们会更清晰地感知并且更深地徘徊,甚至陷溺在一个幽灵出没乃至自身正经历幽灵化的现实之间，我们似乎都负有某种来自幽灵的指令，关于社会正义和解放，但我们同时经验着介入冲动和行动坐标的缺失。犹太教义核心的一个词：弥赛亚与弥赛亚时间，突然为欧美左翼学者所钟爱，似乎正是旁证之一。
马克思雕像
当然，当整个世界的经济与阶级结构快速地倒退回“19世纪末期”(如果皮克提的“硬”经济学是对的)，“19世纪”的文化幽灵也再次清晰聚形。在这儿，我要说的是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我们这代人的宝典之一)中最著名的一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语义的一对，不是CP的一对哦——笑)。我借用的，也是在语义层面：指的是因超载的思想和内省而丧失了行动能力和拒绝内省、缺少思考能力的盲目的行动者；而这似乎正是今日的批判者与抗衡者的“选择”与困境——如果你拒绝接受20世纪末的“大失败”、拒绝改宗、归顺、拒绝犬儒、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之外人类别无选择，那么你难免陷入这一两难与尴尬。似乎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都曾是“19世纪”的英雄;但今天，哈姆雷特尚可借助弗洛伊德的背书而“合法”留存——成为某种病态或心理症候，而堂·吉诃德，则几乎完全丧失了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战斗的精神骑士的光环，“恢复”成了故事中众人眼里十足的疯子、傻瓜，也许还要加上：穷酸的失败者。这是破题(笑)：说明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后革命的幽灵》。我想借助这两个关键词，突显论题的前提规定性，也尝试成为我们今天议题中社会文化现状的总体象喻：关于后革命，关于幽灵。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考宗明义：《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个单词，是幽灵。今天，当全球成功地击毁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再度成为幽灵。这恐怕是幽灵学的最重要的语境，也是我提出自己议题的前提和语境。
再一个补充是：中文里的“幽灵”，不仅对应着马克思、德里达那里的Specter(幽灵)，还对应着ghost(鬼、鬼魂)。前者是徘徊不去的无名威胁，后者则来自旧世界、死亡国度、一有机会，便试图“夺舍”或借尸还魂的怪影。今天我们尝试触碰的，不仅是幽灵——共产主义幽灵，还有鬼魂，来自老中国深处的鬼魂。
二、代沟与我的选择
此外，我必须首先坦白的是，令我产生冲动要讨论类似问题，是因为近年来我始终关注新技术革命、新媒体和因此而充满变动和再度重构的全球文化工业、新的产业链和不同以往的文化生产机制，一种诞生于新技术与新媒介,准确地说，是为新技术和新媒体所生育或曰生产出产业与消费样态，诸如游戏、网络写作、流行出版物和相互衍生的电视剧、电影、网剧、广播剧……在类似的文化生态中，坐标需要再度设定，诸多概念必须重新提出或遭受质疑、修订，很多思考和研究的框架都必须重新界定，诸如说作者、读者、书写、创作、原创等等，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诸如“文学”、“电影”、艺术……我们必须开始碰触诸如Database(数据库)、数据库写作、大数据的概念与应用，我们必须开始处理诸如“漫威宇宙”、“萌元素”、“腐文化”等等文化事实。
漫威宇宙
与这一讨论相关的、另一个次要的、我个人的事实是，近年来，我自认最大的变化是平生第一次认可了“代沟”的存在。当然，在我大学任教的35年，我无数次体认过“代沟”，但此前那是差异感，那是为不同的文化素材“喂养”的不同代际间的差异，有时是鸿沟。但我自认我曾比较轻松地跨越了这些差异，甚至鸿沟。但这一次，我不再有跨越“代沟”抵达你们的愿望。我体认到的不再仅仅是差异，而是异己感。我意识到我们之间不再能分享同样的情感结构，基本教养、“直觉”、“常识”和“逻辑”。而且，或许除了你们是结构化的独生子女一代这一事实之外，我以为真实存在的，并非代际差异，而正是革命时代与“后革命”的全球事实之间的间隔，这相隔何止天壤。换言之，如果相对于现代史的常规，或者说依照全球化时代的新秩序，我，我们才是“异类”。因为我们是“大时代的儿女”，是“暴风雨中诞生”的。不错，也毋需讳言，我，我们也曾置身或参与“告别革命”，但岁月流逝，我才后知后觉地明了，20世纪、所谓“极端的年代”，不仅印染了我生命的底色，而且，某种召唤、创造新文化与新人的尝试，深刻地铭写了我的“基本教养”、情感结构与伦理感。而今，“尘埃落定”、“返璞归真”。换言之，是我，我们，不是你们，是“文明社会”、全球化时代的主导逻辑的“异形”。我意识到这并非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主导创生的青春文化中的代际之沟，而是世界文化逻辑的颠倒之再颠倒所造就的距离;因此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年代。我的确不担心自己成了任何意义上的“九斤老太”，因为我选择的位置是边缘对中心，梦想对现实，反叛对秩序，“幼稚”对成熟（笑）。
也是这一明确的选择，令我更为急切地回顾、反思“属于我自己时代”的文化逻辑。那是一个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贯穿、所统御的历史图景——我求学的年代，我们的历史课本不是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的历史，而是农民起义的历史。我们体认的历史不是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是一次一次地反抗、颠覆体制权力，一次一次地形构新世界的努力如何被挫败，但是且败且战的历史。而且我们相信，这样的历史并未终结，仍在延续中。我们熟悉的历史金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我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是花荣、武松，是李自成，是陈玉成……(笑)在这幅再度显影、形构的历史画卷的中心，是新的历史主体：人民——曾经历史舞台之下的幽冥含混的所在，“历史的无声处”。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中的概念，新社会、新文化、新人的核心，是一个绝对占据话语中心的形象，贯穿了我们想象世界并自我想象的方式和坐标的始终。然而，在我数年间的思考与反省中，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民，并非如20世界的胜利者们在其审判词中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一个宏大叙事中巨型而空洞的能指，一个随时为政治家所盗用并高扬的名字，一个以统治者为头颅的利维坦——巨型怪兽的身体;不是欧洲现代历史之初，为绝望、怀旧的贵族、保守主义思想家所指认的Masses/庸众、乌合之众;也不是后现代论者口中的无名、原子化的“单面人”或“孤独的人群”。但人民，亦不是某种自明自在的存在，并不简单的等同于现代社会中被压迫、剥削、被侮辱与损害的多数或“诸众”。在人民这一概念和命名中，关键的支撑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也正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视域中，人民这一命名与无产阶级相叠加，成为多数的代名词。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视野中，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造物，这一内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历史的主体和主人，却无法涵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土著”/欧洲之外的原住民;马克思也不曾预见在二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及冷战结构中诞生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出现，无产阶级亦难于用来直接指涉全球化进程所制造的急剧扩大的弃民群体。因此，阶级的维度无疑仍是图绘和思考今日世界的重要维度，却不再直接地代表多数，与人民相重合。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以自我消亡为目的的历史性的主体位置，那么，人民，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所尝试召唤的新人的总体命名，一个朝向未来的主体位置。人民，不是,或不仅是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生产并创生，而是一个曾经被召唤出来,并仍在召唤之中的新社会、新历史与新文化的主体，那是一种命名，一道召唤，一个主体位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造，是一个经过召唤、动员、教育、组织和自我组织而形成的动力和力量，一个自觉到自己身为社会主人的历史巨人与未来新人，他们自觉置身于历史中心，不仅显影了别样的人类历史，也拥有抉择和行动力，并将创造别样的人类历史。他们的在场，是实践社会/人民民主的前提。人民的在场，令我们的文化研究迄今为止仍然在分享的终极目标——人类解放——拥有了具体的承载者和执行者。
今天，人民似乎成了遥远的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历史角色;但不要忘记，在这一历史逻辑中，他们更是人类获救、人类解放的未来主体。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当中，“人民”有另一个更真切、具体的所指：工农兵。工农兵文艺不仅仅是一种命名方式，也标示着一种不同的文化实践，不同的文化诉求——新社会、新文化、新人。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目标，决定了围绕着人民，始终存在双重乃至多重话语及叙事;悬置了这一历史语境，人民便不是人民，而可能只是大众或群众，是乌合之众;是古汉字中被刺瞎了双眼的战俘和奴隶(甲骨文)，或有目无瞳之人(金文、篆)，群氓阿斗。联系着人民的主体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所创造提供的，不仅是不同视野中的历史叙述，而且是不同的道德伦理与情感结构(/感知结构)。诸如在文学视野为被压迫群体赋予的道德高度，社会苦难所具有的某种“自明”的社会正义性;我们——知识群体在人民、劳动者面前必须的自省与反思态度：从鲁迅所谓“皮袍里榨出的小”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朝向苦难中人的，不是轻蔑、恶意和刻薄，甚至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意识到并认同于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为保有尊严的抗争。关于20世纪的叙述之一是，这是背叛的年代，出自高阶级、上层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了低下阶层，与他们同在，为他们而战。切·格瓦拉所谓的“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而我所谓的“代沟”体认，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碰撞，更来自今日的种种的流行、社会想象、公众意识；其中，关于人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关于压迫与反抗的历史，不仅是作为一种情感与感知方式，也是作为有效的知识系统，已渐次褪色，乃至荡然无存。然而，于我，这却是高度内在的底色与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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