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

经营之二：竞争结构

这里说的经营核心问题，一般称之为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大小，首先看竞争结构。产业经济学会讲竞争结构。我这里讲对内竞争结构和对外竞争结构。

对内竞争结构，是经济主体数量决定竞争激烈程度。在同等情形下，一个产业，经营主体越多，它的竞争激烈程度越强。经营主体质量决定竞争的充分度。所谓充分度是什么？竞争激烈，但门槛低，谁都可以进来，这种竞争就不充分。有些产业竞争饱和，进入这个产业很难。农业虽然竞争激烈，但人们容易进入这个产业。

农业一直是竞争强度最高的产业，它比其他产业高出若干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但也往往是竞争不充分的产业。在美国，即使是大农场，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也比美国工业产业任何一个行业的数量多出几十倍。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只把合作社当成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也是多如牛毛。这个问题用理论讨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冲突；用信息经济学说，它与信息不对称相关，信息主体太多，这种不对称相互之间十分混乱；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理论说，个体知识主体太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归到《资本册》，它就是一个资本竞争的问题。

对外竞争结构，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的竞争。工业和农业的竞争是机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竞争。农业再发达，它最关键的生产过程是以自然过程完成的。未来可能是实验室农业，这种农业核心环节还是自然过程，尽管在外表上和工业很难区分开来。

农业与其他领域的竞争都依附于工业和农业的竞争上面。农业有可能和服务业竞争，和金融业竞争，和流通业竞争，但这些所有的竞争都依附于农业与工业的竞争。农业有一个优势，即农业是一切其他产业活动的基础，一切人的生命的基础，任何一种产业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不管赞不赞成，工业资本家也得掏钱支持农业，因为没了农业，所有人都活不了。其次，很多生产资料来自于农业。农业虽然不赚钱，但人人都离不开它，也因此它有时就被当作空气。

这两种竞争结构的结果是，农业市场波动不仅巨大，而且常态化。过去农业被天气旱涝所折腾，现在农业被市场波动所折腾。过去是看天吃饭，现在是看市场吃饭。一线搞农业经营的人对这一点感受很深。现在很多人谈生态农业，但还得面对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生态农业，多少有点像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农村的道德想象。

竞争后果之一：积聚和集中

在产生竞争以后，我们就要面对竞争后果。这又回到马克思的角度，不从经营角度去描述，而是从资本角度描述。第一个问题是积聚和集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聚就是用攫取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投入，进行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就是不同资本集合起来。从经营角度讲是规模效益，经营要讲规模。在工业领域，这表现为从手工作坊到工厂，从工厂到企业、公司，从公司到大公司、股份公司，最后到跨国公司。这是一个资本积聚集中的过程。

农业资本积累，农业资本积聚和集中，最终建基于自然生产力。一块地一块地，不能像厂房一样运作。工业资本积累（积聚集中）的速度是农业资本积累的无数倍。工业是一层一层的叠加和组合，可以无穷地叠加和组合。一层楼一个厂房，十层楼十个厂房。农业土地是不可能这样生产的。机器是人为设定速度，但人不能同样给自然生产设定速度。因此农业资本积累自始至终比工业资本积累慢很多。但农业也在实现资本积聚集中，比如小农向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转化，也要通过规模解决市场风险和资本竞争问题。

这里讲一讲工业农业的二元互动。工业农业之间的产业摩擦所带来城乡互动，是工业资本积聚集中速度和农业资本积聚集中速度不一样带来的问题。以下是我在微信公号文章里写的一些段落。

“单论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权和自主权，集体经济中的农民肯定不如拥有土地的农业小生产者，但在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农业小生产者瞬间纷纷破产，即使拥有土地，也会成为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中国80年代的分田到户及农民的命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分田到户成为农业小生产者所获得的相对更大的主动权、自主权，事实上是没几年就直接转化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

他们最后都去广州和深圳打工，做农民工。回到小生产者，不做工业，只做农业，面临的就是这种命运。在大工业时代，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没人能逃脱这种命运。美国农业靠政府大力补贴，也是很艰难。

下面考察前三十年的农业剩余提取问题：

“农业剩余提取的‘度’问题，在不存在奢侈消费条件下，其本质是工业农业比例问题。所谓工业化，其实际是将过剩农业产品、过剩农业劳动力和过剩农村土地用于发展工业，实现机器生产力。最早的工业部门几乎就是对过剩农业产品进行直接的机器加工，比如纺纱业。最大化的工业化就是将农业所有剩余即时用于发展工业。”

全面实现机器生产力，就是工业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前三十年工农业之间的产业摩擦，因为分配相对平均而主要表现为工农业人口比例和城乡人口比例失调问题。温铁军分析的九次危机，前几次大多属于这种失调。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一旦超越当时的农业剩余最大承载力，就会引发相应的严重的短缺危机。每次出现这种情形，中国就会出现工业人口返农和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性调整。”

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知青下乡也有这种性质。

“改开以后实行分田到户和农民工制度，工业农业间劳动力转换主要是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世界市场快速发展城市资本主义工业，通过市场竞争将分田到户形成的农业小生产者推向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成为拥有农业土地却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工业农业人口比例问题被这种自由出卖遮蔽。”

为什么呢？农业养不活，就去打工；工不好打，就回来，这似乎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过去是政府统一调度，我们能直接感受到工农业人口之间的摩擦，就能直接通过这种摩擦描述出几次危机，而现在已经通过所谓自由选择将这种摩擦常态化。这种摩擦及其带来的成本让农民自己全部承担，来回奔波。

工业人口农业人口比例互动被遮蔽之后的城乡关系，决定于工业及其资本率先积聚集中区域的外溢状况，包括资本、知识、劳动力的外溢。所谓外溢是指资本率先集中的区域出现相对过剩，就是说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知识过剩，它们就往外走。中国40多年来这种外溢路径呈现出从东部到中部到西部、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过程。这个大家都能直观到。这是不是先富带后富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常见过程，这个外溢过程也是一种殖民过程，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温和的。如果把这看做先富带后富，社会主义革命就失去合法性。

乡建活动和农民工返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外溢水平。2004年我跟刘老石争论过相关问题。乡建知识分子越多，往往意味着城市知识分子越过剩，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城里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减少。假如大家在城市里都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我们那一代已经开始往现在方面转化，但总的而言城里还是有很多机会，对在公司里的待遇也有一定的期望，而且有可能实现，从事乡建的就少一些。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到大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看。城里人和知识分子下乡的规模和质量，总体上决定于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的资本、知识、劳动力的过剩水平和外溢水平。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伦理角度去讲，从道德角度去讲。我并不是要质疑和否定乡建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和人格魅力，但从大的方面考察确实是如此。

在我们一起观看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部电影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解放军战士排队数数，他们只能数到二十，过了二十这些战士就不会数。这个镜头不是没有特殊意义。它至少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即使城市资本主义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农民战士也不可能拥有这些机会。一个数不到20的人到城市工业里就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部电影不但讲了政府的不道德性，也讲了纳赛尔解放区的尴尬性，它也没有发展的机会。这就好像外溢，在它这里外溢就没用。

竞争后果之二：信用

因为风险问题，就发展出信用和金融，用金融分散风险，将亏损和收益用金融手段做时间上的平均化，亏损时有小钱赚，收益时也只有小钱赚。这是实体经济在金融时代的实质极限。

为什么这么说？赚钱时，可以把钱存起来，亏钱时拿出来用。或者亏钱时，到银行去借钱，市场波动过去，赚钱时就把银行的钱还掉。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里就是所谓的时间差价，认为利息来源于时间差价。钱存起来过几天有利息，他们认为利息来源于时间。

但是农业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什么呢？美国一篇获普利策奖的新闻特稿作品讲美国农场，周边农场纷纷破产，但文中主人公没破产。他为什么没有破产？在经济形势最好的时候，他没去银行贷款以全面更新生产设备。周边农场却把生产设备全面更新，都想自己设备比别人好，在下一轮农业生产中可以收益更多。可接着是农业经济形势糟糕，这些有贷款的农户不得不破产。文中主人公只是将生产设备维修一下，没出现资金链断裂。日本知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把两个企业做成世界500强，在他写的书中说到他赚再多的钱，也只存进银行，不玩投机性经济。文中主人公和稻盛和夫的做法显然是赚钱时把钱存起来，亏钱时再用，而不是亏钱时向银行借贷，赚钱时再还。

可以说，战胜市场波动，才是经营的要义。农业资金在市场波动中的均衡分配便成为农业经营的核心要义。这个均衡性分配，从农业角度而言，非常重要，否则就是破产的下场。任何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均衡分配控制好，心里一定要想到，农业是没有多大利润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