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炮制了许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国有经济的“理论”，诸如公有制没有效率，私有制才有效率，国有企业是垄断，阻碍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与民争利，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容，国有经济必须退出竞争性领域等等，不一而足。诸如此类言论，充斥报章杂志，一时间，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被搞臭了。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私有化就变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势在必行。对于这些由新自由主义引申出来的言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一一予以澄清。

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论

这是上世纪80—90 年代最流行的看法。一些经济学家利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出现的暂时困难，大做文章，喧嚷国有企业注定缺乏效率，理应消灭，必须实行私有化。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是没有争议的。那时国有企业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这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也是绝对否定不了的！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

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国有企业出现许多困难。一些“著名经济学”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闹得纷纷扬扬。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确实遇到许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是按照计划经济这种运行机制设计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规定，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国家调拨，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包销。创造的利润，上交国家，生产上需要的资金，由国家拨给。企业只是一个计划执行单位，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经济责任。这种体制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计划的作用日益缩小，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到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显然不适应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了，迫切需要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由于不适应新机制需要所造成的困难是难免的。此外，我们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难以承受问题，例如“拨改贷”，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给国家，但生产经营上需要的资金，国家不再拨给，而靠银行贷款取得，一下子使得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税收政策向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倾斜，国有企业的税率高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享有各种优惠，改革的成本主要压在国有企业身上。加上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沉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负担、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一下子摆脱不了。所有这些，使得一些国有企业陷于困境。但这并不是国家所有制造成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具体的经营机制、管理方法以及具体政策层面上产生的，而同公有制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仅仅表明国有企业必须改革，而不能证明国有经济注定没有效率。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效益迅速提高。无论资产的增值速度、利润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私营企业。一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不断壮大，有的还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在事实面前，国有经济没有效率的言论，逐渐消退了。但那些主张消灭国有经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停止对国有经济的攻击。只是换了一个说法。他们说，国有企业效益好，是“与民争利”。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眼里，国有经济左右都不是：效益不好，应该消灭；效益好了，又是“与民争利”，还是应该消灭。论调的这种变化，恰恰暴露了这些经济学家一心要搞垮国有经济的本质。他们是不讲道理的。

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

这是反对国有经济、主张“国退民进”的人经常喜欢谈论的理由。问题在于，这个“民”指的是什么，怎么“争利”？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在我国历史上，“与民争利”一说源自董仲舒。汉武帝时，豪族冶铁铸钱，危及国家铸币和税收，成为朝廷之大害。汉武帝坚持由国家铸币，反对私人铸币，董仲舒就攻击汉武帝“与民争利”。董仲舒所谓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贵族和富商大贾。可见，在“民”字上做文章古已有之。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民”（即人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要把劳动人民同资本家区分开来。就劳动人民来说，国有企业与“民”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着、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国家占有生产资料是为人民服务的，国有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当然需要获得利润，但利润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何况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最终仍属于人民所有。不可否认，国有企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也会同人民群众发生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在人民政府的协调下通过改革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鼓噪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人居心叵测，他们歪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制造国家与人民的对立，煽动人民反对国有企业，以便最终削弱以至消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其实，对于工人农民而言，真正存在“与民争利”问题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是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雇用工人进行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成分，它的生产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上公有制占主体、政治上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但追逐剩余价值这种资本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除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外，由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还存在剥削，资本家同工人之间还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一面。在新创造价值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在量上是一种彼此消长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与“民”（即工人）是一种争“利”的关系，因为只有把工人的工资控制在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内、甚至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才能保证资本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现实经济活动中，不能不承认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民”是指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主（资本家）的话，那么国有经济同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争利”的关系。这一点，也无须隐讳。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上各种经济成分相互平等竞争，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争利”，最终是优胜劣汰。哪个企业经营得好，个别劳动耗费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它就获得“利”，得到发展；相反，哪个企业经营得不好，个别劳动耗费高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它就失去“利”，得不到发展，甚至破产。这是市场的无情的规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争利”，这是正常行为，无可非议，否则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一见到国有企业盈利，就说“与民争利”，要求只准资本家赚钱，不准国有企业赚钱，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总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吧！

鼓噪国有企业“与民争利”，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制造国有企业与人民的对立、搞臭国有经济的一种手法。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论

自200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开始审议《反垄断法》以来，有人就利用这一机会，把国有经济称之为“垄断行业”，把国有企业称之为“垄断企业”，竭尽攻击、污蔑国有经济之能事。在反垄断的旗号下，要求“国退民进”，还“利”于民。一时间舆论纷纷扬扬，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我们且不说大量国有企业是处于竞争领域的，不能一说国有企业，就是“垄断”，即使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

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竞争的开展，由于大企业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效益高于小企业，从而生产势必出现集中的趋势。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这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生产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垄断，这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带规律性的现象。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垄断，而在于：第一，谁垄断好，是私人垄断好还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好？第二，《反垄断法》反对的“垄断”指的是什么，是大企业的控制地位，还是市场上的垄断行为？

我国的国有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国的国有经济是革命斗争中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后来又随着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而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我们提出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我们始终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起主导作用，恰恰是体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国有经济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企业，它的发展也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私人垄断则是在资本家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推动下，市场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加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两者性质根本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把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当作“垄断”加以谴责是错误的。如果国有经济没有控制力，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如果国有经济不做大做强做优，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会站不住脚（要知道私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怎么也竞争不过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把国有企业当作“垄断企业”反对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自己的经济基础，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

必须指出，我们要反对的“垄断”是指大企业在市场上滥用支配地位、排斥其他企业进行竞争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凡是大企业就是要作为“垄断”予以反对。针对在制定、实施《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某些新自由主义分子把《反垄断法》的矛头指向国有企业的种种喧嚷，有关方面曾明确指出，我国的《反垄断法》“从来不以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作为是否垄断的判断标准，而是以一个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垄断的情形之一。”我们要反对的“垄断”，并非反对大企业的控制力，而是反对利用控制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最常见的就是操纵价格，从中获取垄断高额利润。而我国在关键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虽然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对市场有控制力，但对它们生产的产品大多数却并没有定价权，油、电、气、水、运等都由国家征求群众意见后定价的。人民政府首先考虑的当然不是企业利润有多高，而是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正如我国两位经济学家指出的，把国有经济当作“垄断行业”来反对，把国有企业当作“垄断企业”来反对，那是别有用心的“伪命题”！[1]

顺便说一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垄断”也不是反对大企业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也不是要消灭大企业，而只是反对大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行为。在一贯高举“反垄断”大旗的美国，从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把微软、波音、苹果等企业消灭掉！一到中国，“反垄断”就要消灭控制国民经济的国有企业，真不知道持有这种主张的“著名经济学家”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