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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阶级内涵是什么?

2018-6-13 21: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29| 评论: 0

摘要: 马克思不但运用他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而且写了大量分析“活的历史”变化的著作:这些著作既检验了他的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又精彩地分析竿当时的社会历史变化的实质、趋势,作出了令人惊叹的科学预见。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法国大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开始,在此之后人民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革命进程不断推进,大革命走的是一条上升的道路。但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革命终归只是资产阶级革命,而19世纪的使命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面对奥尔良王朝和基佐政府的专横,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局,巴黎人民再一次走上街头举行起义。起义进行的很顺利,王室逃亡了,路易·菲力浦被推翻了,共和国自然而然地成立了,但这个共和国只是“临时性”的,因为“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在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完成推翻奥尔良王朝任务的是“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的工人”。

这些阶级和势力的阶级性质和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这就预示着法国的革命也会像后来俄国二月革命后还会继续发展一样。事实果然如此,1848年5月4日法国的国民议会开幕,无产阶级发现这个国民议会“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他们规划的社会共和国理想破灭了。于是,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爆发了,但“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只有它自己。”是其它各种势力联合扼杀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二月起义和六月起义有一个评价,在马克思看来: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六月起义马克思则认为,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在马克思看来,二月起义完成的只是解决“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其结果只是初步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临时政府的过渡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六月革命作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首次对抗其意义是重大的,真正开始了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革命最终能否取得胜利或许可以用马克思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来解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政变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取得了主导地位,它所做的事情是起草宪法和宣布戒严。而这两件事情都为它自己的下台和以后各次政变埋下了伏笔。宪法规定了各项绝对自由权利,但同时又规定“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的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的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此时宪法构成法尚未制定。宪法规定了两大权力,一是议会的立法权,二是总统的行政权,这两种权力的设计就为以后的权力斗争拉来开了序幕。宪法诞生了,是在刺刀的守护下诞生的,这就预示了它会在刺刀的威逼下葬送。戒严是一种非常态,但又是一种常态,当一种势力用来镇压异己势力时它就必然出现。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这个总统是依据宪法选举的,但同时又是违反宪法的,农民在波拿巴当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依据宪法,总统有权不经议会同意组织内阁,波拿巴就组织了以巴罗为首的秩序党内阁。这时,法国政坛上存在三大势力:波拿巴总统、共和派制宪国民议会、秩序党内阁。此时作为一种重要力量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隐退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其实,波拿巴并没闲着,他在学习行政权力怎样消灭立法权力的技巧。围绕宪法构成法的制定和制宪国民议会的解散问题,国民议会和内阁进行了斗争,共和派和秩序党进行了斗争。秩序党发动了“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反对国民议会,并动用了军队,“社会中坚”尚加尔涅出场了。1849年1月29日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的会议场所,制宪议会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次“政变”以党派斗争为名,以权力和利益争夺为实,秩序党战胜了共和派,内阁战胜了制宪国民议会,行政权战胜了立法权,最大的胜利者是波拿巴(尽管他以一个幕后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他排除了异己,学到了技艺,抓住了口实。这一切都暴露了法国权力架构和利益分配存在的问题。

1月29日政变之后,秩序党依然掌握着内阁,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掌握着巴黎的军队,更进一步通过所谓的选举使秩序党占据了立法国民议会的大多数席位,控制了议会,基本上掌控了全部的国家权力。此时,波拿巴仍然是总统,议会里的波拿巴派议员势力微弱,共和派也势微了,社会民主派(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成了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接下来的斗争将发生在秩序党和山岳党(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之间,发生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秩序党和山岳党斗争的导火线是法军炮轰罗马,山岳党以该行为违反宪法为由弹劾波拿巴和内阁,并扬言要用武力保卫宪法。结果,弹劾案被否决,山岳党退出议会走上街头,他们非武力的斗争被尚加尔涅的军队“镇压”了。巴黎再次宣布戒严,社会民主派失败了,这就是6月13日的政变。

6月13日的政变看似是秩序党胜利了,但议会失去了最高权威性,议员可以被交付法庭审判;军队又一次出场“镇压”了议会中的反对派,中立的军队成了工具,这个工具可能指向任何人;山岳党主要是为了反对波拿巴,没等波拿巴出场秩序党就出手消灭了敌人,总统的权威加强了。波拿巴在利用秩序党内阁击败了共和派和社会民主派山岳党之后他需要的是权力而不是被内阁架空的总统头衔,于是波拿巴和秩序党的斗争开始了。一个突然事件使他们的斗争暂停,为了填补六月事变后议会缺席的议员,1850年3月10日举行了补缺选举,结果社会民主派的山岳党又获胜了。面对革命的危险波拿巴又藏到秩序党后面了,把秩序党推向前台。秩序党为了对付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派,他们决定修改选举法,废除普选权。面对秩序党的挑衅,社会民主派只满足于所谓的“合法斗争”。这样无产阶级就被从根本上剥夺了参政的权利,回到了二月革命前的无权地位。

选举法既已修改,普选权既已废除,双方的敌人都消灭了,秩序党和波拿巴的斗争就又重新开始了。波拿巴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这是一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效忠波拿巴的团体,除了把十二月十日会当作自己的军队外,波拿巴还想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的军队,于是他开始拉拢和收买军队。秩序党为了限制波拿巴,为了防止任何革命的发生,它们不断妥协(需要安宁),最终它们认为防止革命是更为重要的。此时,波拿巴决定抢走议会手中的军权,他下令解除“社会中坚”尚加尔涅的职务。波拿巴免除了尚加尔涅的职务,任命了忠于总统的将军,这时秩序党既失去了内阁,又失去了人民,还失去了军队,在和波拿巴的斗争中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和无力,并逐渐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部分秩序党人投入到波拿巴的怀抱。面对这种形势秩序党还是对其它阶级、阶层的革命表现了高度的警惕和紧张,对波拿巴表现了十足的蔑视和不屑。波拿巴已利用这两种情绪逐渐使自己变成了“狮子”,而最终的复辟也就顺其自然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秩序党是由三个王朝党——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组成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内哄和派别纷争,也是根源于为各派别的经济状况所制约的实际利益冲突的。例如,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对立,从“政治形式的外表”看,似乎仅仅是因为对两个王朝(即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眷恋,是由于色彩不同的保皇主义信仰,而实际上,“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不仅如此,由于大工业发育程度上的局限性,使当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还不能充分组织起来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这就使资产阶级个人的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同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发生对立,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发生对立,最后导致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决裂。

所有这一切矛盾、冲突和纷争,使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没有能力管理法国,互相敌对的党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这就使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据为己有。结果,使1851年12月2日的事变成为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加之正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政变得以成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变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如果说这个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那被讽刺的首先和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政变中所遭到的一切后果都和它的出发点相反。如果说,法国民族的被愚弄是和什么人的愚蠢、无知和卑鄙有关系,那么,“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马克思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仅仅从个人的品质去寻求事变的原因,但马克思也并不认为个人品质在历史事件中毫无作用。相反,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波拿巴的阶级属性、真实面目和品质的特征。正是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马克思还利用各种机会以轻蔑的态度揭露他的种种手段的卑劣。这种揭露不但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反而入情入理地说明波拿巴这个最平庸的人物怎样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迎合了各个阶级的不同需要,从而能够飞黄腾达,当选总统,窃取政权。

马克思紧密联系经济史来剖析这个时期的政治风云,准确地判明了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各政治集团、派别所代表的各个阶级及各阶层的实际利益、实际矛盾,以及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从而也就能精确地判定政治斗争的每一幕、每一政治原则、政治口号的阶级实质。由此也就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笑剧、确确实实是大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小农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物质动因和观念动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合力”所致。

这样,马克思就以对这段历史的透辟分析,检验了最先由他发现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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