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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2018-6-16 03: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927| 评论: 0|原作者: 陈纯、南水、阳和平|来自: 激流网

摘要: 2018年6月10日上午,激流网举办了一场以“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为主题的讲座。讲座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陈纯作主讲人,阳和平老师和南水老师作评议人,为大家详细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参加本次讲座的朋友观点比较多元,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的火花频现。
激流讲座纪实|陈纯、南水、阳和平:
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
2018.06.15

2018年6月10日上午,激流网举办了一场以“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为主题的讲座。讲座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陈纯作主讲人,阳和平老师和南水老师作评议人,为大家详细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参加本次讲座的朋友观点比较多元,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的火花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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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老师首先从“自由保守主义”开始讲起。他认为,中国在80年代社会思潮的分歧并不是很大,争议是从90年代开始的,并且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但他认为当时所谓的“自由主义”并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的全部,他们的主流大多是“自由保守主义”。不同于此前思想界大多关于“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的问题”、“要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问题”等观点的争论,“自由保守主义”并不强调这些。它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和80年代甘阳对以赛亚·伯林的论述有很大关系(甘阳是中国最早介绍以赛亚·伯林的学者,虽然90年代后他自称已经转为“自由左派”或“新左派”,但他之前的论述还是影响了90年代自由保守主义的很多观点)。甘阳在80年代末引入的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学说,与后来引入的伯克的“法国大革命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一起构成了“自由保守主义”的理论来源(虽然这些外国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但他们的理论还是被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者拿来利用),最终在哲学上形成了一整套的“告别革命论”。

告别革命论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赛亚·伯林的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启蒙运动”区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以保留某种启蒙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崇“消极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国启蒙主义”推崇“积极自由”和“建构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里,蕴含了对“消极自由”的尊重,以及对在经验、传统、惯例中所体现出来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会不曾发生剧烈的社会革命,政治转型的社会成本远低于欧陆。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抛开自身的经验传统追求“理性建构”,设想一种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他们认为,这种“疯狂的”理想主义,不仅导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国大革命,而且还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根源。“但这种理论区分比较粗糙,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从康有为之后就开始走向激进主义。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原本是稳定地走向宪政的大好机会,只是知识分子没有给清王朝以足够的时间。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权威不足,根基甚浅,遂有后面的乱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从而“摧毁了传统中国的道德根基”,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告别革命论者还研究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得出结论说: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甚至认为,中国事实中的威权主义也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会逐渐向自由民主转变,完成“威权——民主”的转型。

“90年代进行论争的主要是这些自由保守主义者,但在与新左派的争论中,这一脉络并非主流。”
陈纯认为,自由保守主义催生孕育了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们在观点上也是一以贯之的:都抨击中国百年来的激进传统;对“社会改造”持质疑态度;将文革追溯到五四;批判欧陆启蒙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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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陈纯具体介绍了“中国施派”。

自2000年甘阳、刘小枫引入施特劳斯和施密特这套体系以来,它对后来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中国思想界没有哪一派的影响力可以超过施派。甚至大陆新儒家和新左派(如汪晖的“另类现代性”、王绍光的国家观念以及后来对自由市场的批判等)的观念也被施派所吸纳了,它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

施派试图建立一套独立于西方标准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把中国共产党纳入几千年的儒家道统、将“中国道路”树立为可与“自由民主”相抗衡现代化范例、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

他们认为:对外,毛主义代表一种“向一切霸权主义宣战”的强硬姿态;对内,由邓引入的资本主义将继续把一切人的私人欲望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动力;而几十年发展所导致的阶层固化,将通过儒家的“等级秩序”确定下来。

而现实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一带一路”与此思路也是一致的。总体而言,施派对毛统的吸收是建立在反对文革的基础上;认可邓统使国家富裕、经济发展的道路,但不会推崇资本主义;对儒家的推崇则来自于等级秩序的确立。“但这并不是他们对‘三统’的全部阐释,施派内部的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也会有不同的取舍。”

接着,陈纯老师继续为大家介绍了2000年后崛起的另一派——左翼自由主义。他们大都是运用罗尔斯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现实的。

左翼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区别其实很大,如周保松老师认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这按照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是难以理解的。而右翼自由主义到今天立场也已经逐渐转变为支持现政权或者说支持川普了,在陈纯看来,他们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派了。左翼自由主义认为民主具有内在价值;而右翼自由主义更偏向于皮诺切特式的人物,只承认民主的工具价值,否认民主的内在价值。

以下是周保松老师在《什么是自由主义左翼》中所论述的左翼自由主义的几个主要观点(基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

第一, 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个人权利。国家最重要的责任,是充份保障公民能够行使和实现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例如言论思想信仰的权利,集会结社参选的权利等,也包括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第二, 自由左翼主张主权在民,并要求权力的正当性行使必须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授权。因此,它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

第三, 自由左翼基于对平等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社会竞争上的机会平等、人与人合理的社会生活关系、照顾弱者及不幸者的基本需要等考虑,主张国家有恰当的角色去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甚至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教育、医疗、房屋、失业及退休保障等等),从而使得每个公民有合理的机会和条件过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第四, 自由左翼重视人的自由自主,因此主张政教分离,鼓励文化多元,反对家长制,不赞成国家动用权力和资源去宣扬某种特定的宗教,或强加某种生活方式于人们身上。自由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因此国家最重要的责任,是确保每个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受到分析哲学、政治哲学以及罗尔斯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但今天中国的学人如果继续沿着罗尔斯的问题意识去研究,意义并不大。”“左翼自由主义该怎样结合中国的语境去讨论问题?”陈纯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原子化的时代,面对逆现代化的潮流和准极权的体制,如何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世界以往的任何历史中都无法找到这样一种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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