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明确肯定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一文批注

《应当明确肯定民企不等于资本主义私企》一文批注

马列之声VOM 2018.06.19

【编者按】2018年5月，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孙浩”的为私企“正名”的文章。

孙浩在文中宣称，资本主义私企已经成为了“十九世纪的事情”，今天中国的民企们不但没有剥削职工，而且还成为了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民之友”，老板与工人的利益统一起来了。孙浩还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与中国私企的不断发展是无关的。可以说，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新时代”资产阶级喉舌为自己涂粉抹脂的绝佳样本，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对阶级社会现实的幻想和诡辩、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资产阶级发言人张浩当然可以不赞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私企的观点。但是，公然无视社会现实、搅浑讨论、忽悠读者，煞有其事地把今天的民企说成是无剥削的、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第三类企业”，这就显得很缺乏讨论的基本诚实精神了。

故今天马列之声选择张浩的文章作为靶子，对其每一段宣称要“证明民企不是资本主义私企”的诡辩进行反驳。鉴于张浩的论点基本是对已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教义的复述，并且多有对马克思观点的歪曲，完全不新鲜，所以我们将直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作为批注性的回复。

[ 企业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先验的问题。经济领域的“出身论”一开始就是错的，早该寿终正寝了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告别了计划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使国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大好局面。党的文件也明确肯定民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裆的文件明确规定……”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民企就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发展民企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随着民企数量、规模、产值、就业人口的逐步提高，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成了长期被质疑的问题。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认可这种认识，但在理论上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回应。这就使得坚持这种认识的人甚至主张积极创造条件，以便在今后某个时刻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似乎猪养肥了就当宰。而这也成为了富人跑路的重要原因。现在应当是时候从理论上清楚地对此做出回答了。

【人民怎么会知道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垮台以后，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葬送了以往一切革命的敌人呢？要知道，如果资本家战胜我们，那就意味着恢复老样子。这一点已为以往一切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因为全世界都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我们。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社会属性必然体现在企业行为之中

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这个概念虽然张口就来，但如要做一个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学定义，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只能沿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完成这个定义。

首先，资本属于私人所有（包括家族或极少的几个个人）。

其次，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即剩余价值。

因此，工人们从事雇佣劳动，资本家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其要害就是剥削他人劳动。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那么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让这样的企业长期存在。因为资本家盘剥工人必定会激起工人的反抗，工人从破坏机器、消极怠工到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各种待遇等，劳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甚至发展到罢工、上街游行，并引起城市断水、断电，公交、铁路停运，商店、医院关门等严重干扰社会生活秩序的现象。矛盾再尖锐就会爆发革命。这是社会所不能承受的，而且这使本来想赚大钱的资本家不但赚不到钱，反而会因工厂停工而倒赔。现实使资本家成为了懂得妥协的经济动物，其社会也必然会拿出各种办法对企业的行为进行限制或引导。

【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上述现象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及其他欧美国家确确实实地发生过。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那样一个时代。

青年恩格斯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不朽著作，详细揭示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引起马克思的关注。更多的社会人士也早就看到了这些现象，这甚至成为了更早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的土壤。而资产阶级国家的言论自由使得对当时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批评没多大障碍就可以发表出来。很多社会主义流派的报纸、杂志、书籍纷纷出版，而工人阶级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甚至举办学校、各种培训班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都致使整个社会的道义、同情在工人这边。

张浩先生，请问谁告诉你“社会主义是基于道义和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