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壹、本节概述 一、四国首脑会议破产 一九六0年五月一日，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赫鲁晓夫飞抵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但又声明美国必须就入侵事件公开道歉。 一九六0年五月十七日，艾逊豪威尔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 一九六0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12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大会，支持苏联。 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一种是战争，即帝国主义发动大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缓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 处。若和平共处，不是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只是表现为比较缓和的形式。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冷战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冷战共处，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东战争等，但没有打起世界大战。冷战共处的形势也不是一直很紧张，有时高一阵，有时低一阵。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有14年，这是两次大战中的间歇期，也就是冷战共处时期，这个时期延长的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开戴维营会议后把艾逊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逊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U-2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我们的文章有影响，但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 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他至今仍说1957年1月间总理给他们“上 大课”，仍耿耿于怀。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逊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下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还有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为天下先。 二、布加勒斯特会议 一九六0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可以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二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的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赫鲁晓夫信口雌黄，破口大骂：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中印冲突完全是你们造成的。我们发表一个声明保持中立，是帮助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现在你们跟印尼关系也搞坏了，责任也在你们。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待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一些国家的党攻击中国，一些国家的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不赞成这样开会。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代表团请示中央。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了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他6月2日的信是他下决心要对我们施加压力。6月7日的信是一个骗局，骗我们说不开正式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会晤”，只对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撒谎。看来他们的《通知书》早准备好了，临时写是不会这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五六十页，说明他是准备好对我们实行围攻。这个《通知书》就是对我们发起围攻，拿这个《通知书》来武装跟随他们走的喽罗。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擅自把会议扩大到五十一个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一九六0年七月六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的工作搞好。 一九六0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一九六0年七月十八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全世界反华的人最多只有10%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的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要紧。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答复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一九六0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 一九六0年七月三十一日，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 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一九六0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 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一九六0年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 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们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90%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急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起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于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急待，看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10年，如果太长了，缩短五年也可以。如果五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五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12万个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12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就是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哪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长久。 四、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议上的争论 一九六0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指出： 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我看基本是好的。我不说它是完全好的，只说它基本上是好的。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们提出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这也是好的。但是，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赫鲁晓夫早就有分歧。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还是赞成采取共产党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内部讨论，不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其实，赫鲁晓夫早就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赫鲁晓夫叫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分歧公开化。中苏不和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赞成你们劝和，赞成你们当和平使者。 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而且，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他们都可以去谈。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话，甚至讲到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中国来。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那样喜欢斯大林，老讲我丢掉一把刀子，那么，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你们那里去好了。 一九六0年八月十九日，胡志明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 胡志明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1958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他们特别抓住成吉思汗这个问题做文章。 毛泽东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 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口把日俄战争时的两位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 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惟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1954年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 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 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他还表示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够开好，能够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好准备。 毛泽东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12日到苏联的，14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8月19日，8月份还有12天，9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9月29日或是30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问题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 一九六0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两党会谈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 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一九六0年十月一日至二十二日，莫斯科会议声明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有二十六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81党莫斯科会议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81党会议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会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协议。 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八十一个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举行。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任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 一九六0年十二月初，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这次莫斯科会议结果是好的，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大家都是共产党，一定要团结，要和。终究是要和的。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次81党会议之所以开得起来是因为你做了说客。你当说客在先，后来又发起请愿，你当请愿团的团长。你是两重身份，既是说客，又是请愿团团长。 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上一次我在北戴河跟你们两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们交了底。我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要怕原子弹会落下来。现在我想起我们那次谈话还有点好笑。这次又搞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商而强加于人。看起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不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苏方达成了君子协定，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即不要争吵）到某个时候还可能要丢呢，我不相信从此就不丢了，可能是丢一阵，递一阵，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 如果他要分裂，我们有什么办法？苏共方面这次是搞的边缘政策，一步紧一 步，先撤走专家，再来个经济封锁，破坏团结还不够，还画漫画，指名公开攻击中共。压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物质的，如经济封锁、撕毁协议等等；一条是精神的，就是谩骂。这是搞边缘政策。结果这次走到边缘又回来了。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同志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邓小平因为腿摔伤后还没有完全复元，参加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彭真说，小平同志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邓小平说，我这根棍子挨了两千次骂，有的时候一回骂十几次还不够，再骂第二回，都是指名骂我的。）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党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都没有出面，都没有指名批评，都留一手，更不要说我这位主席了。我现在不讲话，看他怎么样，也许几年以后我要讲话，到那时候再说。 这是生活中常有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各党保留着。比如，“纸老虎”，现在中苏两党无法达成协议，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还是讲团结。我看这种办法还是需要的。这次会议能取得的一致意见，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预想的要早一点。本来我们是准备十年的，现在只争论了一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争论？也可能还有争论，我们准备着。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比较起来讲，我们中央对国际情况调查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了解情况也比较充分，因此决心也比较大。开始，我就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要搞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中央也急急忙忙地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做决议，而且把决议下达到支部，攻击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当时我曾讲过，他不这样做恐怕是考虑不好办。现在看来，他们也估计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压服的。一个是他不这样做不好办，一个是估计错误，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因而当时赫鲁晓夫对我们非常害怕，对三篇文章非常害怕，因而不能不为维护他的权威而斗争。而我们什么都不怕，他们的文章我们登，而且把他们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公开发行，一共发了十几万本。赫鲁晓夫说我们闹宗派活动，说我们三篇文章和小平同志11月10日的讲话是纲领。从这方面来看，这三篇文章实在好，别的党也这么讲。三篇文章出来后，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搞了几手，就是搞布加勒斯特会议，搞撤退专家，搞撕毁合同等等，这就搞到国家关系上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们压倒。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想的，而是比较合乎我们所想的。我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有研究，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对付，能够取得胜利。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才能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处理国际问题要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更要这样。 81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当然，这个反华浪潮也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有来自于民族国家的反动派。印度反华，南斯拉夫也参加反华，有些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参加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领头，在今后还会有反华浪潮，还会有起伏，不可能根除，因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 我们现在在党内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 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81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已觉悟。共产党人不挨骂就不是共产党人。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不是说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同样，我们讲团结也不是说不要必要的斗争，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年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骂了我们一大堆，我们不能不反击，批评了他们一顿。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同样是杨柳，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布加勒斯特会谈，是在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的。在会谈前夕，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了或者宣读了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这是苏共领导的反华纲领。 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围攻。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一些听从赫鲁晓夫指挥的兄弟党代表，也跟着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发动的反华运动，对于许多兄弟党来说，也是一种突然袭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代表，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这种错误做法的。 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为了维护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同苏共领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谈的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中共代表团在声明中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苏共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的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竟然在会议的前夕，向齐集莫斯科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 八十一个兄弟党代表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中举行的。苏共领导的恶劣做法，曾经使会议濒于破裂的边缘。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共处与经济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各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取消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服少数来代替协商一致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苏共领导关于低估现代修正主义严重危险的错误论点，被否定了。 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写到声明中去了。声明中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论点；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论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关于在处于美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下的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打击是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的论点；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等等；都是吸收了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的。 在苏共领导同意删掉他们的错误论点，接受了兄弟党的正确意见之后，中共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在声明中照抄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文字。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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