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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对国际共运的影响

2018-6-22 00:1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640| 评论: 0|原作者: 雷川|来自: 旗帜中流

摘要: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带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与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对尔后国际共运的影响
原创: 特约评论员 雷川 旗帜中流 201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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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诋毁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同时,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观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苏联共产党带头,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响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跟风,他们疯狂诋毁斯大林、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鼓吹和平过渡、迷信议会道路,还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抹煞阶级斗争,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等等。所有这些,严重干扰和瓦解了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百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因此而发生了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分裂。


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再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并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请出”;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同时还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据此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带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与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出于斗争策略,采取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内部讨论、内部争论,尽量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意孤行,于1963年7月14日发表了《致苏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们又公开做出反华决议。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跟随苏修的指挥棒,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被迫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为主题的9篇文章。这9篇雄文,从各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有力鞭挞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种种行径。这9篇雄文,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苏联国内产生了重大效应。


由于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和奉行霸权主义作风,使苏修叛徒集团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动,也使苏修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1964年10月,他们内部上演了“换班闹剧”,让赫鲁晓夫“光荣退休”,换上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一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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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的两面派嘴脸

据吴冷西同志所著的《十年论战》一书记载,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时,周恩来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本文引述的当年中苏两党、中共与各兄弟党往来的情况,以及毛主席的相关活动、言论,均引自吴冷西所著《十年论战》一书,以下相同,不再重复注释。)


这就充分说明,赫鲁晓夫之后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没有丝毫的反思。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恐怕是嫌赫鲁晓夫太笨、太愚蠢,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不够圆滑、老练。


但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虚伪的苏共新领导也确实换了一副新面孔。当时的苏联新领导,有这样几个新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奢谈“团结”,主张停止公开论战。


他们之所以要求“停止论战”,是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们已经理屈词穷。他们之所以奢谈“国际团结”,是想让被他们搞乱了的各国共产党都“团结”到他们周围,以苏联修正主义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他们却说中共是为了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实际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才是真正想霸占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为了表示他们“团结”的“诚意”,苏共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年初,一直积极张罗召开各国兄弟党“协商会晤”,就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实际上,当时国际共运内部的重大问题,无非是赫鲁晓夫带头掀起了修正主义思潮,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几个党对他们展开了批判。当然,在各国党内,也引起了很多分歧。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应该首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就之前几年出现的重大是非问题进行磋商,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苏共新领导根本没有这个兴趣,他们急急忙忙召开“协商会晤”,实际上就是要让各国兄弟党都“团结”到苏修集团周围,但是对十年来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斗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带头掀起的修正主义浪潮,却采取鸵鸟政策,予以回避。


最终,苏共新领导不顾很多国家兄弟党的反对,于1965年3月初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并于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奢谈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给人的印象,好像苏联新领导非常愿意与各国兄弟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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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点是口头上说好话。


与赫鲁晓夫当年大放厥词、诋毁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很少再公开攻击斯大林。与对待1950年代否定斯大林的著名文学作品《解冻》不同,对于一些极力反苏、反共的作家,例如索尔仁尼琴等人,苏联的新领导是采取极力镇压态度的。同时,他们也不再重复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国际上,与赫鲁晓夫鼓吹“美苏合作”的奴才嘴脸不同,与赫鲁晓夫鼓吹“核武器会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不同,苏联新领导一面与美国倡导“缓和”、“裁军”,一面加紧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与此同时,苏联新领导也不再鼓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


而且,苏联新领导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公开文章中,都是自称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似乎他们比任何人都忠于列宁、比任何人都认真执行列宁路线。


      196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指出:“最近一个时期,苏共新领导在口头上讲了不少漂亮话,这次分裂会议的公报也拣了许多好听的、虚伪的话写在上面,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哟,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哟,什么‘团结对敌’、‘共同行动’哟,等等。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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