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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苏联的最后告诫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后飞抵北京。2月11日，毛主席同他会谈。
毛主席说，1962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引者注）曾经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只要你们发动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25年，25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毛主席说，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毛主席说，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毛主席说，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毛主席说，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尔后的历史并未如毛主席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吸收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并没有因为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认真团结中共及其他各兄弟党。相反，他们一面奢谈“团结”，一面推行大国霸权主义。至于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未曾有过丝毫反省，一意孤行直至苏共倒台那一天。
回顾当年的反修大论战，反思国际共运为何走向低潮
苏联领导人造成中苏分裂，毛主席不再信任苏联领导人
实际上，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就此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所以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历史情况。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派团参加的问题。会上，毛主席说：“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毛主席当年果断决策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基于对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观察，透过一系列表面现象，可以说做出了本质判断：苏联的新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诚实，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毛主席当时之所以不信任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人，与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是分不开的。
自此之后，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再发生过重要往来。直到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才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回国后两年多时间，苏联就解体了、苏共就解散了。
当年的大论战，其实并未达成共识，所以才造成尔后的挫折和低潮
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倒台，乃至于整个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走向低潮，与当年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与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表现，有没有关系？与当年发生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如果当年不搞“大论战”，各国共产党之间便可以加强团结，有些国家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因此而“一分为二”（分裂为两个共产党）的情况也不会出现，那样的话，或许国际共运就会力量强大，就不会被帝国主义“不战而胜”了。我们说，错了！1991年之前，苏联、东欧各国，不是很强大吗？他们之所以发生内乱、以至最后倒台，完全是内因引起的，完全是内部、特别是党内高层出现了走资派。因此，无论当年论战、不论战，他们党内走资派也会照样冒出来、照样当权、照样葬送他们的党和国家。
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未曾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过丝毫的批判，才造成他们党内走资派顺利篡权，以至于他们党内的广大党员、国内的广大百姓，对此丝毫没有思想准备。邓小平在“改开”之后说过，当年的论战中，说了许多空话。恐怕，苏联、东欧各国党的领导人，有许多人也这样认为。他们把当年的论战当作耳旁风，对党变修、国变色，没有丝毫警惕。
在当时的论战中，各国的共产党，多数是跟着苏联跑的，东欧各国更是死心塌地跟着苏联跑。例如，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兄弟党的会议上，一共有77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完全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包括苏共在内一共有51个党；态度中间的有15个党；基本上反对赫鲁晓夫观点的有包括中共在内的11个党。
在当时，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即使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批评、即使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有看法，他们当时也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有问题、尽管苏联领导人有问题，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说苏共是修正主义、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仍然不同意。
1964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一文说：“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供了最重要的正面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是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坏事，又是好事。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将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将不仅能够打败敌人的武装进攻，而且能够防止“和平演变”。这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就更加有把握了。”
然而，当时的各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毕竟，苏联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苏共仍具有很高威望，造成一些人对苏联存有迷信，因而对苏共党内的修正主义也不能正视。当时如果各国多数的共产党人能够认清修正主义的危险、认真批判修正主义，或许尔后的国际共运，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不至于很快走向低潮。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各国共产党，有的拥护苏联、有的拥护中共、有的跟两边都保持友好关系，却没有在大是大非上互相说服。有些国家尚未执政的共产党内，因为对苏联赫鲁晓夫问题的看法不同，纷纷发生分裂，分成了两个党，彼此同样未达成共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共识，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国际共运才遭受巨大挫折、才走向低潮。或许，也正如“九评”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样翻天覆地的革命，当然更要经历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
我们回顾上述这些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是面对现在当权的修正主义，要着眼于它的发展历史，决不能被它说一两句好听的话所忽悠，不能抱政治幻想。再一个就是我们“左派队伍”内部，对一些持错误观点不改、又隐蔽起来说好话、奢谈“团结”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