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

《世界：一部历史》甚至明确主张，帝国主义并非是西方特有的罪恶，亚洲、非洲和美洲土著人民缔造并领导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帝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帝国通常依靠的也是非欧洲合作者，因为这些人能看到和欧洲人合作的优势；甚至在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并不是白人的特权，其他的非洲土著国家也试图扩张，但是或早或晚全都屈服于欧洲人。[39]这些观点已经明显在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张目了。

（三）全球史视野中作为人类互动路径的帝国主义

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还体现出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世界不同地区人类之间互动的路径。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认为，19世纪全球性帝国的建立显著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步伐。[40]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提出：“15世纪的扩张仍是一种新的发展，并且可能导致世界的变化。15世纪90年代所开辟的新航线不仅连接了人口稠密的欧洲大陆中心带、美洲和非洲，还从海上把欧洲和亚洲相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框架的开端，世界体系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世纪扩张的帝国正在彼此靠近，它们相互接触的地方，成了传播的贸易、技术、概念、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规模空前的竞技场，其结果将改变此后三个世纪的世界，造成全球性对抗、贸易、冲突、接触传染以及文化上和生态上的交流。”[41]威廉•H.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把欧洲帝国主义放在了第七章“打破旧链条，拉紧新网络（1750—1914）”之中，无疑也蕴含此意。他还论及了互动的后果，指出工业化使得欧洲各国的领土扩张代价极低，因此变得更有诱惑力，工业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在地缘政治上造就出一批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42]

罗伯特•提格诺、杰里米•阿德尔曼、史蒂芬•奥隆等人的《世界的聚合与分离》一书，把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联系起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本国与殖民地之间建设了铁路网络，促进了人员和货物从腹地向海岸流动。[43]该书进而提出，世界从政治上分裂为帝国式民族国家和殖民地，塑造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的经济分裂。[44]前文提到的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其所主张的“新帝国主义并非简单地攫取土地，而是运用经济和技术手段把独立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入世界经济体系”，[45]也暗含这层意味。

皮特•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整体上，19世纪晚期的欧洲帝国主义，曾经被解释为对所谓本地民族的压榨，其中区别可能仅在于不同群体设法摆脱欧洲完全控制的程度而已，但事实上帝国主义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地民族设法通过很多方式表达自己，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欧洲人的指令做出反应，欧洲人在此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影响。[46]他将这种相互关系称为“作为互惠的相遇”，认为“接触是相互的经历，制造了相互的妥协和调整”，[47]进而提出，被征服群体的经历，例如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必须通过互动来研究，而非仅仅是压榨。[48]

埃德蒙•帕克三世、大卫•克里斯汀、罗斯•E.杜恩在《世界史：大时代》中把人类社会的交流网络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称之为“全球大联合”，指出这一网络发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亚欧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与美洲人（从16世纪初开始）和澳大拉西亚人（从18世纪末开始）的交往，西欧人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成为指导人类处理问题的各种方法，这些智力和文化发展有助于将理性科学作为衡量和解释自然世界以及人类行为的标准。[49]

从上述全球史著作来看，无论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组织，还是将其视作一种互动路径，实际上都隐含着相同的思路和意图，即试图把浸透血腥的帝国主义洗白出来。西方通史著作的内在要求之一，无疑是要建立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认同，全球史也不例外。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不仅涉及对西方历史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西方国家当今的国际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因此，西方全球史在编纂中对帝国主义的回护之情显而易见。换言之，其历史反思是以不危及西方文化自信心为前提的。有些全球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并不讳言，例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就一方面指出“保持公允和周全的视野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公开承认“但这样说容易，实际做到却很难”。[50]

三

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51]因此，对于西方全球史而言，帝国主义无疑是具有首要意义的课题。[52]在总体上，西方全球史编纂中的帝国主义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在如何界定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全球史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基本来说可以分为大致两种，区别在于是否由时间上的区分（重点在19世纪）而进行性质上的判断。从其著作发表的时间来看，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从批判逐渐趋向于更加宽松，或者按全球史的术语来说逐渐趋向于“中性”。这也可从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的政治氛围发生变化得到印证。[53]例如，“帝国主义学派最聪明的历史学者”[54]尼尔•弗格森便公开提出21世纪比以往更需要帝国，而美国则有充足的理由来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可以参见他的《帝国》与《巨人》等作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55]可以说，晚近的全球史著作对待帝国主义问题，已经再无当年巴勒克拉夫那样鲜明的批判立场。巴勒克拉夫曾经明确指出，1947年后帝国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其形式可能改变但其本质不变，虽然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从政治性帝国撤退，但其经济力量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杠杆，世界并非由平等的民族组成，事实上在很多重要领域不平等都加剧了。[56]有关帝国主义研究的这种现象也表明，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全球史处于演变之中。

正如列宁所言，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区别的。[57]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是否能够界定为帝国（如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狂潮中一度击退了意大利的入侵、但在1935年被意大利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其作为是否可界定为帝国主义（如所谓的中国海上帝国主义），显然是可商榷或有很大争议的，有些甚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对历史上每一次领土扩张的原因都归咎于一个简单的、套用的定式是不客观的。[58]

其次，倘若单纯把帝国主义视作相互竞争的社会组织来理解，在纵向时间上不加区分地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概念，罗列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而不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在横向空间上混淆欧洲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他地区的移民现象，把欧洲帝国主义夹杂在“亚洲帝国主义”、“非洲帝国主义”、“欧亚大陆的帝国主义”等诸种名词之间使用，连欧洲的殖民地也被冠以“帝国”之名，那么按照上述思路，就容易造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自古以来便存在、现代欧洲国家只不过是在包括亚非拉地区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印象，欧洲帝国主义的原罪感被大大拉低。同时，这种做法也容易掩饰矛盾的深刻性，并不足以解决西方历史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如何认识欧洲帝国主义直接关系到西方全球史能否切实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局限，超越对以往历史的曲解或刻意歪曲，进而更加科学地考察全球文明的演变。

最后，全球史把帝国主义视作全球互动得以进行的一种平台或路径，把帝国主义与奴隶制的废除、生态物种的交流、全球移民、环境变迁等内容联系在一起，从开阔学术视野的角度来看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脱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在含混的状态上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名词来做局部的细节探讨，显然难以对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解释。例如，18—19世纪欧洲人大规模自愿外迁，目的地多为欧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在向当地的野蛮居民传播一套优越的世俗文化，在向异教徒传递基督耶稣的圣言”；[59]这与主要来自西非的约1200万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相比，[60]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西方全球史注重考察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冲突、协商与合作等复杂的互动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帝国主义本身制造民族压迫的性质，因为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61]或者又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不论那些强权如何吹嘘他们的征服行动为受害者带来多少好处，或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性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帝国从未替自身领土之外的世界，创造过任何和平与稳定”，“所谓的‘征服者的善意’或他们带来的善果，都只是帝国主义的修辞罢了”。[62]

综上所述，西方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表明，自巴勒克拉夫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全球史表现出一个演变的过程；晚近的西方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既不能科学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能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历史文化立场方面的局限，其中一些学者的著作更是难脱有意歪曲历史之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帝国主义无疑是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的各种表象，都需要历史学家谨慎地加以对待，才能透过表面的、偶然的历史现象，穿透原始材料观察整体，把握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实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只有真实的世界历史，才能展示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和轮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