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从认识论、发展特点、演变发展历程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1]，但始终没能有力回应核武器造得越多越不会用、原子弹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以及战略上极端藐视原子弹但又极其重视原子弹的研制等看似矛盾的表述。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辩证法角度对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进行深入解读，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悟他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看似矛盾但内在逻辑清晰的系列论述，理解中国核战略形成的深层次背景。

一、从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需要

关于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有这样的经典论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列宁对此高度认同，认为这是“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3]显然，克劳塞维茨和列宁关于政治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论述给毛泽东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启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4]他还进一步阐述：“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5]从毛泽东的系列论述来看，他与前辈经典作家对政治与战争两者关系的理解既具有高度一致性、又有所创新，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提出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政治从各个方面对战争发展的每个环节产生重要影响。

毛泽东认为，核武器这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战争工具的使用毋庸讳言要受到政治的影响，必须服从政治需要。他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战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人民的反对舆论将对原子弹的使用构成严重制约：“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6]由于核武器的杀伤威力巨大、破坏范围广泛，在使用过程中无法有效地把军队和平民区分开来，一旦使用将产生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任何主张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权衡利弊，考虑使用它所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因此当斯诺问毛泽东：“有些美国人认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毛泽东当场坚决否定：“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用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7]杜鲁门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对我来说，广岛和长崎的破坏已是足够的教训。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危险是世界承担不了的。”[8]事实上，即使是美国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而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同样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原子弹爆炸所形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让主张使用原子弹的杜鲁门备受争议，以至于数十年后，美国两次参与空投原子弹的飞行员、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不得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驳斥那种以原子弹灾难混淆战争正义性的说法，重申1945年对日投掷原子弹在道义上的正当性。

二战以后，历次战争的经验充分证明了政治因素在核武器的使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朝鲜战争之初，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暗示将授权战场指挥官使用原子弹，结果引发舆论的轩然大波。国务卿艾奇逊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9]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军方因为发明可以用大口径火炮发射的战术原子弹，再度暴露出想在战场上使用原子弹的意图，却遭到了其盟国英法两国的强烈反对，英国首相艾德礼甚至专门访美要求美方保证不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如果当时美国作出使用这种武器（原子弹）的决定，将会使我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10]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后人在总结经验时将政治途径优先视为成功处理危机的重要经验之一。[11]可见，政治因素的确是制约核武器使用的决定性因素。

从二战以后七十多年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毛泽东关于政治制约着核武器的使用这一判断无疑是极富远见的。在强大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世界尽管数度处于核大战边缘，但是考虑到严重的政治后果和人民的反对，核武器的掌控者们始终未敢轻易揭开核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二、从战略与战术辩证关系考虑，认为战略上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战术上须将其视为“真老虎”

原子弹以其巨大的毁伤威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核大国视为杀手锏。早在讨论二战最后阶段作战和战后国际格局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就向斯大林透露了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的消息，妄图以此来要挟斯大林在二战后的国际利益格局分配当中让步。赫鲁晓夫认为核战争将导致“世界文明共同毁灭”，他煞有介事的说：“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一旦原子弹和氢弹在城市上空爆炸，将会产生什么情况。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哪儿是天主教徒，哪儿是新教徒吗？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12]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都对其畏之如虎。

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观点相反，毛泽东在战略层面是极端藐视核武器的。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刊载了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消息，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悦，随即召集胡乔木等人开会，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13]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别出心裁地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4]此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将原子弹比喻成“纸老虎”。

面对战争疯子和战争狂人的核威胁，毛泽东提出不要有丝毫畏惧，认为即便是爆发全面核大战，人类的繁衍生息也不会终止。“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15]为了佐证上述观点，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论证生物不灭的规律：“（核战争）打起来，即使人都死光了，50万年后又恢复原状，人还是会生长出来的……即使一个人也没有了，海里总还有单细胞的生物。”[16]后来，罗瑞卿向毛泽东呈送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一篇题为《核子劫后生机未灭》的署名通讯，文中提出西太平洋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核子靶场”在封锁六年后万物复苏。[17]这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关于核武器不能灭绝生物的印象，为此他指示将此件作为参考资料转发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和人大代表。[18]

不过在战略层面藐视核武器的同时，在战术层面毛泽东却又相当重视核武器。这基于他对战略与战术辩证关系的理解：“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19]

毛泽东对核武器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原子弹研制的全力支持上。早在1954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地质工业部副部长刘杰时说：“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工作，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20]当苏联中断两国高技术武器装备合作时，毛泽东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21]。毛泽东还强调要倾注大量精力来推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22]为保障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经费，毛泽东要求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原子弹），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23]在毛泽东心目中，对原子弹无疑是十分想要的，因此他坚决主张降低军政费用。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仍然叮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24]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核武器研制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的。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国才能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五个核大国之一，相较于美、苏、英、法等具有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中国能够在那个年代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取得突破更加不易，而正是“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