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与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

三、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出发，主张“有矛必有盾”，提出核武器是可以防御的

从原子弹诞生以来，就以其巨大的毁伤力闻名于世，即使爆炸当量最小的原子弹也相当于数万吨TNT炸药的爆炸效果，原子弹以其能够熔化钢铁和花岗岩的巨大威力在世人面前形成了其无法防御的恐怖印象。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后，“在爆炸中心1.6公里半径内，钢架软瘫，混凝土化为齑粉，砂子熔结为玻璃体，树木变成焦炭。在0.5公里半径内，人体化为烟尘的一部分”[26]。最早尝试过原子弹威力的日本人畏之如虎，裕仁天皇在投降诏书中曾提到：“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27]

鉴于原子弹的强大威力，世人都将其视为一种无法抵抗和防御的武器，赫鲁晓夫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劝告毛泽东：“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于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28]在那些所谓深悉原子弹威力的核大国领导人那里，原子弹几乎是一种不可抵抗的武器。

不过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即便没有原子弹，运用好其他常规武器也能够打赢战争。“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29]朝鲜战场上我军胜利的经验坚定了毛泽东以常规武器战胜核武器的信心。朝鲜战场上，由于美军掌握了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后勤补给一度受到严重制约，参战将士和朝鲜人民群众想出了依靠群众站岗避开美国空军的轰炸、新修加宽汽车道路、修建地下礼堂和地下仓库等办法保障了后勤供给。因此毛泽东总结的抗美援朝胜利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30]

与此同时，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坚信“有矛必有盾”。对于原子弹，毛泽东同样持这样的态度：“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么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31]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尽管威力巨大，但必然有克制它的办法。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际，毛泽东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核武器爆炸的防御问题。当负责现场指挥的张爱萍和刘西尧向他报告：“在一定的距离外，只要稍加防护（如野战掩体），基本没有影响，各种工事、掩体，特别是地下工事，对原子弹爆炸有很好的防护能力。”得知此信息后，毛泽东迅速发出指示：“只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32]毛泽东还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出发，清醒地认识到：“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33]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以地下防空洞为主要形式来防御核武器，与朝鲜战场中朝两军坑道作战的成功经验有密切联系。美国之所以没有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到了战争中后期，中朝军队基本实现了坑道化作战，即便使用原子弹也难以获得良好效果。艾森豪威尔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在前沿阵地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感到很悲观，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建造范围广大的地下防御工事。”[34]

事实上，中国庞大的地下防御设施成为了防御原子弹的有力盾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拟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了应对苏联进攻，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全民挖地道的运动。中方数量庞大的地下防御设施让苏军投鼠忌器，成为其放弃对华核打击的重要因素。柯西金在劝说勃列日涅夫取消核打击计划时曾说：“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35]文革结束后到内蒙古参观过中国地下防御设施的英国前内阁大臣朱利安·艾默也感叹道：“在进行占领后的战争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36]

其实除了单纯的被动式应付，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核武器来防御核武器：“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37]正因为如此，在拥有核武器之后，中国是世界上首个宣布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从这个层面上看，核武器对于中国来说，仅仅是一种战略上用于威慑对手的武器，纯粹是用来保护自我、进行防御的。

四、从现象与本质角度来思考，认为核武器与冷兵器没有根本区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因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不少人被这种武器的巨大威力所迷惑，甚至认为它超越了一般战术性及战略性武器的范畴，是一种与其他武器有着本质区别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力量，一旦使用不仅可以改变战斗和战役结果，甚至还能够改变战争进程，决定战争胜负。

苏美两国就是核武器“致胜论”的拥趸者。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1962年主持编写的《军事战略》一书中提出：“未来的世界大战，就武器来说，首先是火箭核战争，进行这种战争的基础是各个军种，首先是战略火箭军和导弹原子潜艇，大量使用火箭核武器。”[38]赫鲁晓夫曾就核武器的问题“忠告”过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即依靠人民群众力量的思路）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有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39]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观点类似，同样认为核武器是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利器。当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战事不利时，杜鲁门、麦克阿瑟都曾积极考虑过使用核武器改变战场态势。艾森豪威尔甚至将核武器威慑视为迫使中朝两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重要因素。无论是赫鲁晓夫、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只要原子弹一出，就能够解决所有的战争难题。毛泽东则认为核武器与冷兵器和常规武器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争的胜负。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几天之后，他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强调：“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40]

在对原子弹武器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以其独到的洞察力，透过核武器杀伤威力巨大的表象，提出核武器本质上仍然只是一种武器，不过是威力更大而已，无法决定战争胜负：“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41]

毛泽东甚至认为，单纯从死伤人数来计算，使用热兵器进行的战争因为时间短，其所造成的人员损伤往往还不如冷兵器时代：“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一打三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造反一打又剩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用热武器打仗，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破坏。现在打仗一般三四年可解决。”[42]从毛泽东对原子弹和冷兵器武器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透过核武器威力巨大这一表象的迷雾直抵事物的本质，反映了其犀利的哲学眼光。

其实毛泽东将核武器视为战术性武器还有一个他自身的特殊情结。众所周知，使用核武器作战方式简单，无法体现战争指挥艺术和战役指挥水平。而对于战略战术的运用，毛泽东无疑是炉火纯青而且相当自信的。他曾经说：“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四大教程我根本不管，我也不懂。我只研究战略、战役。”[43]他还提出：“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44]

冷战时期的历史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核武器本质的相关论断。自二战以后，尽管世界多次处在核战争边缘，但无论是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还是苏联拟对中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人们都发现核武器并不能一劳永逸，不能对战争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更加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五、在对核武器威力的理解上，认为一次杀伤与多次杀伤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只要少量核武器就能形成战略威慑

核武器自其诞生以来，就如同梦魇一样让世人寝食难安，尤其是对于拥有核武器的美苏两国来说，由于对对方的核武器数量、质量、部署地点等缺乏明确的了解，为保持二次核打击即核报复的能力，美苏双方都极力扩张核武库的规模，企图形成相对优势。

二战以后，美苏两国进行核军备竞赛，巅峰时期两国的核武器甚至足够将地球毁灭几十次。《世界军备与裁军简明手册》显示，据估计1984年美国战略武器系统所拥有的核弹头近1.4万枚，苏联则在9640-18130枚之间，爆炸当量分别达到38.86亿吨和58.35亿吨。[45]全球平均每个人可以摊上数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给世界和平和美苏两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加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是，由于核武器的高度保密性，美苏双方对对方核武库规模的大小均缺乏了解，即使再多的核武器也无法让美苏两国感到安全，从而导致它们走上了无限盲目扩充核武库的道路，形成恶性循环。

相较于美苏极力扩充核武库规模的努力，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在有无之间主张要有核武器。1950年，毛泽东访苏归来，曾私下对身边警卫员谈到：“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46]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他提出：“这件事总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47]第二年春，他在《论十大关系》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48]1958年6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49]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50]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在原子弹数量多少的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核武器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51]。他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提出中国即使要发展核武器，也没有必要搞成很大规模。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询问中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时，毛泽东回答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52]毛泽东还说：“这个东西（原子弹）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53]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965年毛泽东对安德列·马尔罗说，中国有六颗原子弹就足够了，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中国的城市了。[54]由他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在发展核武器之初，毛泽东就基于核武器的战略威慑性质，不主张大规模发展核武器，而是主张少量适当制造核武器即可。

从后来核军备竞赛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二战以后，美苏两国的核武器军备竞赛陷入恶性循环。两国在军费上的投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美国的军费1949年为166亿美元，1972年为1211亿美元，1984年更猛增至2003亿美元。苏联的军费1949年为188亿美元，1972年为954亿美元，198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420亿美元。[55]核武器方面庞大的军费支出，让美苏两国不堪重负。然而即便是在核军备领域的高额军费投入，也没能让美苏两国民众感受到安全保障，只不过形成了核恐怖平衡而已。

相较于美苏两国在制造和销毁核武器上的巨大浪费，中国由于毛泽东在发展核武器之初就深刻地认识到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的本质特征，认识到一次杀伤与重复杀伤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从而只寻求“等效威慑”，[56]发展数量有限的核武器，为此建立了五个核大国中规模最小的核武库，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取得了最大的国防效益。从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的先见之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国防成本。事实上，从核武器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其本质是作为威慑力量存在的，古巴导弹危机处理经验表明“少量核武器就极具破坏力的事实所导致的恐惧心理，比起核武器的数量对比要重要得多”。[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