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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帝国主义》(一)

2018-7-5 15:25| 发布者: 御姐脚上袜| 查看: 114686| 评论: 1|原作者: 约翰·史密斯|来自: 激流网

摘要: 不能维持温饱的工资,可能吞噬生命的工厂,散发着恶臭的贫民窟,这种以孟加拉国为典型代表的生存环境是数以亿计南方国家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有了这种残酷的剥削才能维持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而获得利润,并喂养了那些过度消费的帝国主义国家。

  易燃易倒远不是孟加拉国唯一的建筑安全问题。在拉纳大厦(Rana Plaza)灾难发生后的一年里,大多数伤亡事故都是由小规模火灾引发的踩踏事件造成,暴露出车间缺乏出口和应急楼梯的问题。31孟加拉国气候闷热,气温经常高达35摄氏度,湿度全年都很高,车间缺乏通风,染料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化学蒸汽不能消散,尽管这些都是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但不包括在《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规定的不良工作环境内。这一关键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在强迫超时加班的协议中也没有提及;供应商的工厂也被允许没有工会——尽管车间工会组织是预防危险的最重要防线。不过,杰基·拉纳(Jyrki Raina)称该协议是“历史性的”;国际工会联合会(UNI)的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把它定义为一个“转折点”,称其标志着“全球供应链底端的竞争的终结”;同时,在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和国际工会联合会(UNI)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们慷慨地将他们的跨国合作伙伴描述为“全球最先进的时尚品牌”。32

  在拉纳大厦灾难之后,杰基·拉纳(Jyrki Raina)承诺要“利用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在全球的力量为服装工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让工人拥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拥有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但西欧和北美的工会把抗议活动组织外包给反血汗工厂活动家和慈善机构,并没有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来动员其会员。北美的工会宣布于2013年6月加入“国际终止危险场所行动日”活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此采取了任何行动。相反,他们积极与帝国主义政府和国际品牌合作。都隶属于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的英国贸易工会联合会和北美钢铁工人联合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在震撼欧美的拉纳大厦灾难之后,将“立即暂停孟加拉国在普遍优惠制下的市场准入”并“颁布法律……禁止进口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工厂里生产的货物。”33

  普遍优惠制(GSP)允许北美和欧洲对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货物免关税。美国的工会官员成功地要求本国政府撤销了孟加拉国免关税待遇,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于2013年6月27日在国会宣布,孟加拉国“应立即采取措施,以承担国际公认的工人权利”。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主席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并宣布:“暂停贸易优惠的决定向我们的贸易伙伴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容忍危险甚至致命的工作条件,缺乏基本工人权利尤其是结社自由权的国家,将有可能失去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条件。”34

  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有来自美国雇主和工会官员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只有不到1%的来自孟加拉的进口货物免关税。奥巴马取消对孟加拉的普惠制,最大的受益行业是烟草,其次是塑料袋、高尔夫设备和酒店陶器。2013年,美国政府从孟加拉进口的49亿美元服装那里征收到了8.095亿美元的关税,平均关税达16.5%。352013年11月之前,孟加拉成衣制造工业园400万名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是每年780美元,工资总额为31亿美元。36美国进口了孟加拉出口服装的22%,因此可以这样换算,31亿美元的22%约是6.9亿美元,即美国为生产这些服装的工人支付了6.9亿美元工资。换言之,美国政府2013年对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征收的关税超过了制造这些服装的工人的工资总额。这一惩罚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在工会官员的要求下执行的,他们竟然声称自己关心孟加拉国工人的困境!

  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员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遭到了孟加拉工会和劳工活动人士的强烈反对,它并未得到由包括孟加拉国工会成员在内的全产业联盟(IndustriALL)和国际工会联合会(UNI)的推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谴责推动惩罚性关税政策是“对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的严重威胁”,并补充说,不应以“劳工权利”的名义惩罚孟加拉国的雇主和工人,进口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零售和批发业的规则,因为全球利益链的问题正在于他们在剥削那些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贫穷国家的血汗工厂。”37

  这些问题并不新鲜。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官员和社会民主政治人士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的工人免受来自贫穷国家工人的“不公平竞争”,他们假装关心被压迫国家的人权。1990年代中期,由英国慈善机构在伦敦组织的一次名为‘反需求战’的理论研讨会上,孟加拉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替代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的代表帕拉什·巴勒(Palash Baral)就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工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人权利’的问题已经得不到关注,也没有人关心人权问题。他们喊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口号为发达国家统治阶级掩盖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了“社会倾销”的条件……然而,当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他们的市场时,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工会提议通过制裁来“教化”我们。他们不责问世界银行,也不批评结构调整,也不试图了解跨国公司及其行为……如果一个人对劳动标准和工人权利真的严肃认真,那么就应该与孟加拉国的工人们携手合作。”38

  iPhone

  与不起眼的T恤相比,iPhone和笔记本电脑都是高科技产品。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和标志性品牌地位,可以轻易地掩盖自身社会经济关系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特性。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发现最新的高科技产品与简单的服装有相同的基本关系。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对你身上穿的T恤还是你口袋里的手机或任何其他生产过程全球化的商品都适用。T恤的问题同样可以问iPhone:在中国深圳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组装戴尔笔记本和苹果iPhone的123万名工人,和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为西方市场生产廉价的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的其他低工资国家的工人,为戴尔、苹果以及其他西方知名企业的利润贡献了些什么?或者,为那些给大企业提供房屋,销售商品的服务企业的利润贡献了什么?等等。以上这些问题从GDP、贸易和金融流量统计数据,或者主流经济理论中都一点看不到。苹果公司并不拥有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那些制造和组装他们产品的生产设备,与国内其他跨国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不同,苹果并没有从他的“公平交易”供应商那里获得年度利润。就像T恤衫一样,对生产和贸易数据的标准解释假定,每个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从iPhone的最终销售价格上获得的利润与他们贡献的“附加值”相同。这些数据没有透露任何影响苹果及其各供应商分配利润的跨境利润流量或价值转移迹象,似乎苹果公司唯一源于中国的那部分利润是在该国销售其产品所产生的利润,就像在孟加拉国生产的T恤一样,最新的电子产品也是如此。事实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工人的财富推动并维持了发达国家企业的利润和繁荣,这在经济数据和经济学家的脑子里是不存在的。

《21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生产、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危机》第一章:商品全球化-激流网图|汇图网

  据“纽约时报”报道,包括苹果、戴尔、摩托罗拉和其他一些美国、欧洲、韩国、日本企业在内,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40%由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的主要子公司富士康集团组装。39富士康因其在深圳的14家规模庞大的工厂和2010年工人的“14连跳”而闻名,管理层通过在宿舍楼安装防护网来防止工人跳楼,此种蹩脚的尝试表现了他们的担忧。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人数在那一年达到峰值,约为43万人,随后缩减规模,转而在中国其他地方建厂。大多数工人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权依赖于他们的就业,他们无法享受城市提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也无法让家人与他们一起生活。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2013年,2.6亿工人被正式定义为农村居民,这就剥夺了他们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里的合法权利和获得广泛福利的机会。40这就是户籍制度,中共政府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来控制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并为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创造了一支廉价的专属劳动力队伍。户口制度导致社会进一步分裂和不稳定,政府承诺进行改革,却拒绝废除该制度。

  马蒂·哈特-兰德斯伯格(Marty Hart-Landsberg)引用了2012年“中国包括富士康(Foxconn)在内的10家生产苹果产品的工厂”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低工资迫使工人接受长时间加班。大多数工厂只支付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大约200美元/月)作为基本工资,如此之低的工资使工人不得不靠加班来养活自己……大多数工厂的平均加班时间在每月100至130小时之间,在生产旺季,平均加班时间在每月150至180小时之间,远高于中国的法律限制。在大多数工厂,工人们通常每天工作11个小时,周末和假期也是如此。一般他们每个月只能休一天假,在高峰季节,可能会连续几个月不休息。”41

  在哈特兰斯伯格引用的其中一项研究中,潘毅(Pun Ngai)和陈慧玲(Jenny Chan)收集了深圳富士康工人的证词来说明富士康的劳动制度是多么残酷,这是苹果公司超级利润和西方消费者能够消费最新的高科技设备的一部分隐性价格:“除了商店,每一个富士康车间和宿舍都设有保安检查站,每天24小时守卫。为了进入车间,工人必须通过多层电子大门和检查系统。我们的受访者多次表示,富士康的门禁制度让他们觉得在富士康工作完全失去了自由。在准备开始生产线工作时,管理层会问工人:‘你好吗?’工人们必须齐声高喊:‘好!很好!非常好!’这种军国主义的训练据说是为了让工人纪律严明……工人们还述说在产线上交谈受到的惩罚,工作节奏太快跟不上,在工作程序中犯了错误”。42

  不仅工作时长考验人类耐力的极限,工人们还被迫做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停。 我们甚至比机器更快。’一位年轻女工补充说,‘戴着手套会减慢速度,我们每天都有巨大的工作量,戴着手套会影响效率……’在深圳龙华工厂的一条生产线上,一名工人说她的工作精确到秒数:‘我从生产线上取下主板,扫描标识,将其放入防静电袋中,贴上标签,然后把它放在产线上。每个步骤需要两秒钟。每十秒我就要完成五个步骤。’”

  这些证词提醒我们,超低工资不是吸引渴求利润的西方公司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唯一因素。 就像孟加拉服装业一样,吸引他们的还有工人的顺从、没有独立工会,比马、恩笔下的十九世纪中期英格兰工人更能忍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此,查尔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和凯斯·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纽约时报的研究报告中找到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名中国工厂的前高管称,就在新款iPhone临上市前几周,苹果突然重新设计了iPhone屏幕,这迫使中国工厂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改装。午夜时分,新屏幕坯材运抵工厂。8000名员工立即被工厂主管从集体宿舍叫醒,分给每人一块饼干和一杯茶,紧接着就开始了一波为期12小时的将屏幕装入斜框的工作,以上准备工作只花了半小时。在96个小时内,这家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万部iPhone。43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因不当言论广受诟病,起因是其在2012年1月参观台北动物园时说:“人类也是动物,我管理一百万只动物也很头痛”,随后他还向动物园长请教如何更好地管理“动物”。《希望中国时报》评论说:“郭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在中国的这类超级工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许多员工应该会乐意被当成动物对待。”44

  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是如何为他们所设计和提倡的政策所催生的残酷的劳动制度辩护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认为跨国公司给需要工作的工人提供了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机会,在这一前提下,他们的所为算不上剥削:“如果跨国公司的工人实际上获得的工资高于他们可选择的其他工作,那么,就算评论家们认为这样的工资很低……说跨国公司在剥削他们的雇佣工人还是很奇怪的!”45对他来说,指控跨国公司剥削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无论一个国家普遍的工资水平如何,如果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决定,那么这些工人的工资就是他们的价值,跨国公司支付稍微多一点的工资就不能被指责为剥削。这些工资是否能满足工人的最低生活需求,以及工人为了挣到那份工资而付出了多少血汗,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此外,“通过增加所在国的劳动力需求,跨国公司也极有可能全面提高工资,从而提高这些国家工人的收入。”46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4和第5章探讨的那样,没有任何地方,甚至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增长同步,这极大地限制了这些所谓的有益影响。

  巴格瓦蒂以同样的傲慢驳斥了跨国公司应对贫穷国家存在的危险的工作环境和违反劳动法的情况负责的说法,他说:“跨国公司不可能违反当地的监管法规,因为这些法规要求通常很低。既然这些贫穷国家的法律并不苛刻,因此很难找到证据表明,违法行为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发生……血汗工厂通常是小规模的作坊,而不是跨国公司。例如,如果向跨国公司提供零部件的分包商是小型企业,他们就有可能像当地企业家一样不时地违反法律。但是,既然问题在于所在国缺乏有效的执法,我们是否要求跨国公司对它们从这些国家购买的任何东西负责,哪怕这些东西不是跨国公司直接生产的?”47

  联合国贸发会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被巴格瓦蒂如此轻率地驳斥的现实:买方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投资(Global Value Chains)通常倾向于降低采购成本……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和环境管理成本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供应商通过违反国内、国际劳工标准和人权法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诸如强迫劳动、使用童工、不支付最低工资和非法加班等等做法是许多行业都面临的严峻挑战。除了降低工资的压力,降低成本的动力还往往导致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的违规行为……价格下调的压力还是违反环境法规和行业标准的经济诱因,使致病污染物排放量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消极的社会和环境措施削减成本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趋势。48

  巴格瓦蒂甚至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为他钟爱的跨国公司辩护,在拉纳大厦灾难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站出来为该行业辩护的人之一。为了证明在服装工厂就业对“孟加拉国年轻女孩的解放效应”,他引用了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青春期女孩的研究:“在这些制衣厂工作的未婚女孩虽然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但她们也为自己拥有收入感到自豪,她们的着装标准比那些失业的同龄人要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除了成为孩子或妻子之外,还能发展出另一种身份……合法的创收工作还丰富了女孩们的青春期经历。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自尊和摆脱传统性别工作的自由。”49

  这至少可以说是肤浅的,片面的。他随意地否定了几十年来女权主义研究的结论:“现代工厂组织所奉行和积极推进的运作方式是对女性的一种文化规范,这有助于让雇主对以女性为主的员工的‘超级剥削’合法化。”50他也忘记了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雇用“未婚少女”是为了从对她们的压迫中获利,而不是把她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巴格瓦蒂自己说过的利己理论。在孟加拉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雇主和政客通常是同一类人,他们都热衷对妇女进行双重压迫,通过更低的工资,间接地在工人中制造性别歧视,他们则直接从这种双重压迫中获益。为此,他们利用一切手段对抗女性工厂就业带来的潜在解放因素,这些手段包括暴力习俗、羞辱、男性上司对女员工的性虐待,不执行产假和儿童保育的法律,以及用高大上的所谓“技能”来贬低妇女的劳动。51(and the use of definitions of “skill” to downgrade women’s labor. )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进攻了,在孟加拉,宗教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倡导蒙昧主义,旨在防止女工们被自己和他人视作工人而不是家庭主妇 ,防止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完全和平等的成员,而不是现在或未来丈夫的附属物。

  甚至在孟加拉这样传统上女人被限制在家里的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涌入工厂工作,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中更详细地分析;妇女受到压迫以及无偿的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是一样的。

  苹果的iPhone和其他相关产品是典型的全球商品,他们是五大洲工人辛勤劳动的果实。每一台手持设备都内含着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詹森·德德里克(Jason Dedrick)和肯尼斯·克莱默(Kenneth Kraemer)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苹果iPod的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他们进行了一项别人没有尝试过的研究。这些研究人员试图将iPod的设计、生产、运输和销售中直接涉及到的活劳动进行量化,并研究不同的工人群体所获得的差别巨大的工资。52

  2006年,30GB的苹果iPod零售价为299美元,全部海外生产成本为144.40美元,剩下154.60美元是林登等人所称的毛利,占最终零售价的52%。它们被苹果公司、零售商和分销商瓜分,美国政府通过对销售、利润和工资的征税,也分了一杯羹。这52%全都被视为产生于美国国内的增值,贡献给了美国GDP。林登等人发现“在2006年,全球有约41000个工作岗位与生产iPod及其组件有关,其中约27000人在美国以外,14000人在美国国内。在美国境外的工作大多是低工资的制造业,而在美国境内的工作则均分成了高薪的工程师、经理以及低薪的零售和非专业人员。”53

  在13920名美国工人中,只有30人是生产工人(平均年薪为47640美元),7,789人是“零售业和其他非专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25580美元),6101人是“专业”工人,即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的经理和工程师。后者占美国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平均每年收入为8.5万美元。与此同时,12250名中国生产工人每年获得1540美元的收入,即每周30美元,仅为美国零售工人平均工资的6%,美国生产工人工资的3.2%,美国专业工人工资的1.8%。54 在与ipod相关的生产活动中雇佣的美国与中国工人数量大体相同,但美国的工人工资总额为7.19亿美元,中国的工人工资总额仅为1900万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给世人展示了苹果另一重要产品iPhone首次面市时的销量奇迹:“2007年,iPhone一代在美国震撼上市,销售约300万部。2008年为530万部,2009年为1130万部。”当时每部iPhone的总制造成本为178.96美元,零售价500美元,利润总额为64%,这些利润由苹果公司、北美供应商、分销商和美国政府之间共享,这些增值都产生在美国国内。亚行的研究重点是 iphone 生产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 他们发现“大部分与iphone 相关的出口值和赤字都归因于从第三国进口零部件……中国工人在每部iPhone上只占有6.50 美元,大约是总制造成本的3.6%。”55因此,iPhone超过96%的出口值是由其他地方生产的再出口零部件组成的,这些部件都属于中国的出口,但没有一个算作中国的GDP。56作者没有详细调查这些毛利润是如何在苹果、服务供应商和美国政府之间分享的,但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这些惊人的利润:“如果市场竞争激烈,预期的利润率会低得多……销售额激增和高利润率表明……苹果有着相对垄断的地位……这是苹果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而不是竞争促使苹果选择在中国组装所有的iphone。”57

  于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假设:苹果将iPhone的组装工作搬到美国。他们认为美国的工资比中国高10倍,而这些假想中的美国工人也会像富士康工人一样拼命地工作。通过一番计算,他们得出:“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总装配成本将升至65美元,苹果的利润率仍为50%。”58最后,他们呼吁苹果公司拿出一些“企业社会责任”,“放弃一小部分利润,让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参与进来”,让iPhone组装重回美国。研究人员并不认为苹果公司对只有微薄报酬的中国工人负有“企业社会责任”,如果苹果采纳亚行的建议,中国工人将面临裁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利润率是64%还是50%,都不仅仅是“苹果的利润”——苹果必须与服务供应商和美国政府分享这一利润。

  iPhone一代是首款智能手机,因此苹果最初的加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其独特地位的反映。60随后,三星、HTC、诺基亚和其他制造商都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事实上,在2014年第一季度,苹果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仅占三星的一半。一名业内分析师表示:“苹果在高端智能手机领域依然表现强劲,但由于缺乏低端智能机产品,它在拉美等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销量下滑。”61然而,在第一代iPhone发布7年后,苹果公司依然维持着高利润率。据瑞银(UBS)研究人员2013年9月发表的报告显示,一个16 G的iPhone 5c的生产成本为156美元,16GiPhone5s的成本上升到213美元,它们的零售价分别为549美元和649美元,对应的毛利率为61%和67%。62尽管如此,据《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称:“手机,甚至苹果手机,都在变得更加商品化。虽然苹果的销量在增长,但赚的钱却更少:每台iPhone的平均售价比上一季度低41美元,因为较便宜的老款机型占据了大部分新兴市场的份额。”63

  尤其要比较一下苹果及其主要供应商的利润和销售额。截止2013年5月,鸿海集团销售额为1321亿美元,扣除1232000名员工每人 8685美元人工成本后盈利107亿美元;苹果销售额为1647亿美元,盈利417亿美元,相当于其72800名员工(其中47000名在美国)每人可以分到57.28万美元。2013年5月,鸿海的市值达到321亿美元;与此同时,苹果的市值为4166亿美元。64自2011年超越埃克森美孚以来,苹果一直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那一年里,苹果的盈利增长足以抵消所有其他美国公司盈利的下降,从而为在雷曼破产后苦苦挣扎的美国经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65在进一步提高股价的同时,截止2014年初,苹果已累积了高达1468亿美元的巨额现金储备,尽管在股票回购计划中向股东返还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些现金没有用于生产。66

  与此同时,在一项被称为“装配工困境与品牌财富悖论”的研究中,鸿海的利润和股价已经受到中国工资上涨的影响,面对日趋频繁的工人抗争以及日益繁重的合同要求,随着苹果和其他公司产品的日益精密化,组装产品所需的时间也大大增加。67虽然苹果的股价自2005年以来已经上涨了十倍多,但同期鸿海的股价却下跌了80%以上。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8月报道称:“员工的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三分之一,仅低于美国的2900美元。企业工资支出总额为2.72亿美元,几乎是毛利润的两倍……中国内地薪资不断上涨使全球最大电子设备制造商的综合营业利润率……从10年前的4 - 5%到现在的1 - 2%。”68

  该公司正在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减少对成本较高的深圳劳动力的依赖,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Robin Kwong报道的那样,“鸿海……正向中国内地转移产线,并加大了生产自动化的资金投入。因此,鸿海去年的利润率已经大幅缩水。”69据说,富士康2013年至少有40%的收入来自生产ipod和iPhone,它已将iPhone 5的产线搬到中国北方的郑州。郑州富士康拥有100条生产线,600名工人三班倒,昼夜不停,专门从事iPhone组装,每天生产超过500000部手机。70再加上数千名从事金属外壳和辅助设备生产的员工,共有30万名员工为满足苹果的iPhone订单而工作。苹果对鸿海的依赖是一个弱点也是收入和利润的来源;2014年4月的一份业内分析师报告称,苹果为减少对富士康的依赖,已将iPhone 6的部分生产订单外包给另一家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和硕联合,为此和硕联合在上海附近建了一家巨型工厂。

  工资大幅上涨、资本支出大量增加以及苹果无休止的成本削减压力,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最糟糕的是这个‘慢性病’,即鸿海和中国的出口市场在萎缩。Kwong总结道:“不难看出,在建设了大量内陆工厂之后,郭台铭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需求放缓。”71

  咖啡

  我们将通过对第三个标志性的全球商品-----咖啡的讨论来结束本章。也许你手上就有一杯,拿好了,不要在你阅读这本书时将咖啡溅到你的T恤或智能手机上!咖啡在主要的国际贸易农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在夏威夷少量种植之外,没有一种咖啡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种植的。因此,它没有像棉花和糖那样受到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的影响。然而,世界上咖啡种植户的境况比其他初级商品生产者也好不到哪去。世界上大多数咖啡都是由小型家庭农场种植,在全球范围内为2500万咖啡农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两家美国和两家欧洲公司——莎莉(Sara Lee)和卡夫(Kraft)、雀巢(Nestlé)和宝洁(Procter & Gamble)——主导了全球咖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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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御姐脚上袜 2018-7-5 15:51
  第一章的作用相当于引言:以T恤、iphone、咖啡三种商品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以及掩盖这一切的、“XX让人类生活更美好”之类的神话;由此引导读者走向之后的理论分析,并概述了之后各章的内容和结构。我想把分页调整一下,然后加上索引,如下:

  第1页-目录 第一章:商品全球化
  第2页-第一章:商品全球化(续):T恤、iphone
  第3页-第一章:商品全球化(续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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