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

2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战略方向的误判使日本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前景充满美妙的幻觉，但当历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对苏战略相背离时，日本在战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困境。以至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说日本不想搞协定，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想拖延”[33]；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也埋怨日本政府“签订协定的谈判因我方决心不定，方向不明，从而徒寄希望于德意，拖延了事态的发展，损伤了他们对我方的信赖”[34]。从后来的结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极不情愿地就范于其反英战略的。所以，希特勒将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骗的猴子”[35]，这对日本政治智慧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希特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在诺门坎鏖战正酣并对即将签署的德苏友好条约一无所知。希特勒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至于反苏，在希特勒——其实也包括斯大林——看来那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将德苏和解的信息提前知会日本，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苏联对德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将其目前的反苏目标调整到德国、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来。

26、与俾斯麦相似，斯大林是在险象环生而又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可以同时玩几场牌局，在选择确定后又敢下大赌注的政治家，而后一种能力的高下正是张伯伦与斯大林的差别所在。张伯伦有识无胆的个性，使英国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与苏联合作以制止战争，重温1815年英俄联手击败拿破仑、拯救英国并再建世界秩序的机会。

27、希特勒在谈判桌上只要目标确定，那接下来就是让利分红。与张伯伦那种账房先生式的斤斤计较的风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张伯伦面前就说俄国是共同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波兰，在俄国人面前他又说英国是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他确定打击目标为波兰而不是乌克兰，那他的对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拉住苏联。他占领捷克后不久曾告诉他的副官：“波兰的世仇并非德国，而是俄国；我们总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即便后天要成为仇敌，难道明天就不能暂时成为朋友吗？”[36]

28、斯大林在谈判中只认实力并以坚持实力获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在谈到波兰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丘吉尔，问：“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37]

29、与欧洲相反，中国在亚洲所具有的相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中国国内政治变化一般不易受到外力的作用和影响，它更多的是中国内部规律作用的结果。

30、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忆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策略家。”[38]的确如此。1939年年初，就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接近乌克兰边境之际，斯大林将德国的力量转推向波兰并由此导致英法的毁灭；1941年初，就在德国即将入侵俄国之际，斯大林又将日本的力量反转推向南方并由此导致日美开战及日本的毁灭。最终斯大林将苏联面临的西东夹击的被动形势转换为西东两面大获其利的主动形势。

3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安全环境要比苏联好得多，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它还保留着强大且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陆军。但法国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打败了。这种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思考并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1941年5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对红军军事学院即将毕业的红军学员说：

【你们将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就现在发生的事情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曾在军校学习，你们在那里接近上级领导，请你们讲一讲，周围有些什么情况？为何法国战败了？为何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却取得胜利？[39]为何法国人从1914~1919年的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40]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在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就是很能学习。

列宁教导说：如果对于缺点视而不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求进取，因成功而弄昏头脑，那么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法国人因为胜利和自我满足而昏了头。法国人忽视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盟友。法国因成功而陶醉。法军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它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上。军队没有人关心，得不到道德上的维护。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的道德问题。对军队漠不关心。指挥官被认为是那些没有工厂、银行和商店的失意者和不中用的人而被迫去从军的。甚至姑娘都不愿嫁军人。只有在如此冷遇军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军事部门掌握在很少懂得军事的甘末林[41]和艾兰赛德[42]们手中这样的事情。军队应当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格外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军队的最大的道德力量所在。必须爱护军队。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问题，就不会有坚强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43]】

这时，离德国大规模入侵苏联还有一个多月，斯大林在这里看似是在说法国，实则是在警醒苏联自己。事实上，斯大林时期苏联军事力量已有了极大的发展，1936年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斯大林明白列宁“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4]的警告，始终不让“胜利冲昏头脑”[45]，而是以刚遭灭顶之灾的法国为警示，防止苏联犯下法国那样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错误。

32、从已公开的苏联档案看，1941年德国向苏联宣战之后，苏军上报斯大林的报告几乎全是指出问题，而不是表功或“总结先进经验”的报告[46]。在德军对苏宣战一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方面军、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下达的指令信中更是严厉指出苏军作战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十分具体的整改批示，并“责成各方面军司令员总结同德国法西斯作战三周来的经验，在总司令的领导下贯彻执行”。[47]不仅如此，斯大林本人还以法国为戒，首先信任和大力提拔重用即使和自己意见不同但懂行的，比如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干部，这些都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3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是他不该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7月3日，即在德国入侵苏联不久，斯大林为此向苏联人民作出说明，他说：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的魔鬼领导的。[48]】

莫洛托夫回忆当时苏联的处境时说：“我们有的只是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同盟者，那些国家当时有可能同德国联合起来打我们。美国是反对我们的，英国也是反对我们的，法国也不会落后。”[49]况且，苏联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和平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既然与强盗谈判，那就不能不考虑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作利益交换以保障本国的安全利益。

34、列宁棒喝那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50]。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51]

列宁在这里批评的正是在1918年年初对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持激烈反对立场的布哈林，在1918年1月11日的中央讨论会上，布哈林与其反对签约的同志激动地提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52]的观点；布哈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接受任何援助。会议后他“挥动着双臂”，呜咽地批评主张签约的列宁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正在使党丢脸。”[53]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采取布哈林的空谈正义的立场，那留给苏维埃的只能是斯巴达克[54]式的殉难。

35、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是英国率先纵容德国向东发难的实际步骤，[55]而1936年年底希特勒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则是对英法纵容的立场的回报性表态，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则将这种纵容继续推到高峰。《慕尼黑协定》后，英、法、美、日等期待的就是希特勒落实《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英、法也与苏联谈判，但英、法所给予苏联的安全保证——与《慕尼黑协定》中给德国的保证相比——几乎为零。这样，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谈判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利用魔鬼打魔鬼，这就是斯大林的——当然也是列宁的——逻辑。既然1938年张伯伦、达拉第可以在慕尼黑牺牲捷克，为希特勒打击苏联铺路，以及在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可以主动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以百分比的方式牺牲东欧国家的利益，以换取苏联在对德作战中与英国的合作，那么，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的只是互不侵犯而不是同盟条约，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36、没有安全范围的相互承诺和保障，那“互不侵犯”就是废纸一张。丘吉尔最明白这个道理，他与斯大林开出的百分比协议就是英国对苏联安全范围的承诺。不先言利，还要与人家合作，这不是斯大林批评蒋经国说的“废话”[56]吗？而言利又有几个是能公开的呢？成熟的政治家是不说废话的，成熟的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也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痛”，净说些经不住经验过滤的话。

37、1939年斯大林的外交工作完成得的确不坏。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结盟条件相比，斯大林与德国只用一纸“互不侵犯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所获得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1940年希特勒试图拉苏联参加“四国公约”时竟无多少交换筹码。也正是这种“互不侵犯”以及1941年对日本采取的“中立”立场，才使苏联在与魔鬼握手后又能避免与魔鬼为伍，并在1941年后的第二轮洗牌中有了与英、美结盟的合法身份和从容的外交余地。

38、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57]，没有安全上的担忧。

39、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40、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前几年有同学四十多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