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纳•桑穆加塔桑同志写给锡兰《每日新闻》，答复该报上阿马拉 达萨·费尔南多先生两篇文章的两封信。——《红旗》杂志编者
一
当我阅读到四月六日贵报上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关于今年三月苏联侵入中国边境事件所发表的混乱和糊里糊涂的托洛茨基观点时，我觉得好笑。
托派思想总是混乱和糊里糊涂的。因为他们无法举出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是奉行托洛茨基的教义的。因此他们处于能够批评和谴责一切事物和任何人的“轻松愉快”的地位。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费尔南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是如何“偷偷摸摸地”对托派一贯攻击的对象——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所施加的攻击。
同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国家的反动派一样，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斯大林逝世后仍然憎恨和污辱斯大林的名字，他们像斯大林在世时那样害怕他。对斯大林同志来说，沒有比这更高的赞扬了。
费尔南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偷偷摸摸地放进一个完全捏造的说法，说列宁要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
这是帝国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煞费苦心散播的一个神话。这大概是引自曾经多次出版的著名的列宁“最后遗嘱”吧——在这里头列宁对斯大林同志提出了某些批评。
但是，让我们首先指出，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首次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那时列宁还在世。
毫无疑问，列宁那时在党内享有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如果他曾经想过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适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
但是他并沒有这样做。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卫士，他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而斯大林则是同列宁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同创建者。
托洛茨基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曾不断同列宁发生争执，十月革命以后仍然是这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不得不扬言要对托洛茨基采取纪律制裁。
关于列宁要以托洛茨基代替斯大林的那种说法的唯一凭据就是在列宁逝世后由他的孀妇所透露出来的所谓最后遗嘱。
甚至这个遗嘱也沒有建议让托洛茨基当总书记。遗嘱里面有某些从来没有向斯大林当面提过的批评。
尽管如此，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列宁逝世后第一次召开、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读了列宁的这一遗嘱。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听取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这一批评后继续选举斯大林当总书记的，只有自己想当选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一人投反对票。
诚然，斯大林犯过某些错误，包括他对中国局势的某些估计。但是，人们不会只看到玫瑰花园中的粪堆，而看不见整个玫瑰花园。
用两分法来对待斯大林的工作，就能看出他的功远大于他的过。
我们还要记住，他所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使人惊奇的不是他犯了一些错误，而是他建设了社会主义，并成功地捍卫了它。
他基本上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费尔南多先生的观点甚至更加混乱。费尔南多先生不能看到下列二者之间的区别:列宁主张推翻本国参加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封建政府，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土地、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地主和资本家所有；斯大林（列宁在反对外国干渉的战争日子里也是这样）则主张捍卫工人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时候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工人的了。
不错，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废除一切由俄罗斯各沙皇强加于他们的弱小邻国的不平等条约。就欧洲来说，这一措施已经实施了。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八六〇年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却没有废除。在这一点上没有理由归咎于斯大林。因当时列宁还在世，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长。
中国的同志们说，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后，这个问题本来能够解决，这样说是正确的。但那时候这一问题并不迫切。当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有争执的边界时，边界问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事情并不迫切。
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和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上台执政之后，在这一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以及在这一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开始在一切国际事务上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参与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之后——这一战略以起自日本，经过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苏联，又回到日本的各个军事基地来包围中国，这就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今天的苏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表现在它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并同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 印度尼西亚刽子手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它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目前对中国实行边界冒险的行动上。
但是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统治的，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要求他们本国的人民不要抵抗苏联的侵略。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煅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保卫中国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和根据地，这不仅是有关中国人，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一切革命者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费尔南多先生把它解释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帮帝国主义的忙。
这个斗争使整个国际革命运动重新得到活力，并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苏联的群众定将从现代修正主义的祸害下把自己解放出来。他们必将进行另一次十月革命，恢复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革命历史。
中国的群众已经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领导下解放了自己。
他们并不需要费尔南多先生或在某些国家内仍然点缀着政治舞台的个把托洛茨基分子为他们效劳。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二
在离开将近一个月又回到锡兰岛上来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被阿马拉达萨•费尔南多先生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是对我答复他的信的一个答复。我相信你们会慷慨地让我再有一个答复他的机会。
我不想占用你们过多的篇幅。但是费尔南多对我的答复包含着这么多的历史谬误，我不能不加批驳就让它过去。
首先，我得指出，费尔南多先生没有对这一事实表示异议。即斯大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即列宁在世时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的。
其次，让我们谈谈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事实上这是由列宁口授，写给即将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这次大会后来在列宁逝世后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列宁要求在大会上宣读这封信。斯大林自己这样做了。
费尔南多先生引证了列宁信中适合他要求的那些部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封较早和主要信件中有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如下的描述：
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列宁写这封信同后来他写信的附注的动机是一样的，就是害怕发生一次分裂，他是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分裂的。人们必须从这个意义上阅读这些信件。
列宁从来沒有如费尔南多先生所说的那样讲过： “所以我向同志们建议撤掉斯大林的这个职务，指派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优越于斯大林的人来接替这一职务。……”列宁说的是，“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 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他从未用过“优越”这个词，这个词是从费尔南多先生丰富的想象中迸发出来的。
费尔南多生对托洛茨基的才能谈了很多。这是毫无意义的。曾经有过许多做了各种事的能人。在我们本国的托派圈子里出现过一些“智多星”，但他们却无法使 “新闻法案”在国会中获得通过。资产阶级有过他们自己的能人。温斯呑•邱吉尔就是一个特出的例子。但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仅仅有能耐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很重要的。沒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才能也是沒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