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联”的历史看左翼的内部冲突

二、内部冲突举隅

始

1930年“左联”的成立，其实是团结的产物。没有团结就不会有“左联”的存在。

但在“左联”成立之前，有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大革命挫败，不少革命者先后从前线退回到上海，从政治革命领域转至文化领域。如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人就在1928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时批判一大批他们认为当时文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批判叶圣陶，“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批判鲁迅“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而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

只有鲁迅对这种批判作了回应，于是更猛烈的攻击都向他集中，并不断升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种“帽子”乱飞：

李初梨《请看中国的DonQuixote底乱舞》认为鲁迅 “为布鲁乔亚氾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称鲁迅为“支配阶级的走狗”，“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路，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

郭沫若《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这场与左翼青年与鲁迅的混战发生得有点突兀，因为此前不久鲁迅与郭沫若以及创造社的成员原本有联合的意愿，欲“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还打算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战斗的园地。怎么这么短的时期内画风就发生这么显著的变化？

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学界有各种阐释，如有的看法是创造社、太阳社的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教条式的、生搬硬套的；有人则视之为“左翼青年文化”同“左翼中年文化”的对抗，左翼青年富有激情而不稳定，与鲁迅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之后形成的深沉冷峻的特质区别甚大；还有人认为青年们过多地受到了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追求纯粹的阶级意识，清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郭沫若很早便说过文学包含了两个范畴：革命的文学和反革命的文学，成仿吾说得更清楚：“谁也不许站在中间。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

不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们对社会现实、革命形势的判断迥异。当时的情况是：在国际上，处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盛时期，各国共产党都认为世界无产级革命就要到来，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估计也过分乐观；在国内，四·一二政变无疑造成了中国革命重大挫败，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革命受到打击，瞿秋白当时的判断是“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左翼青年的看法亦如是，如蒋光慈：“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钱杏邨：“我们说，革命运动是在进展着并没有停顿。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底下，革命的势力能不进展么？”正是误判了形势，也就误判了敌我，所以他们会排拒一切非社会主义的倾向，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清算。

而鲁迅的判断则不然，他认为这并不是革命的高扬时期，而是革命受到挫折，甚至认为那时候“社会停滞着”。他也不相信知识分子那么容易就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鲁迅批评那种不知反省，“唯我独革”的姿态：“从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潭，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最后还是由党出面制止了这场论争。由此可见：一是革命文学论争发动的背后并没有总指挥，二是有一个党是多么重要。据阳翰笙回忆，大约是1929年9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找到他，向他了解与鲁迅论争的情况，并指出创造社、太阳社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要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

结果是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并派了冯雪峰、夏衍、冯乃超三人去和鲁迅沟通，冯乃超本来写过文章批评鲁迅，但鲁迅见到了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笑容满面。鲁迅对于年轻人的做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

“左联”也就是求同存异的团结的产物。一方面由于左翼青年的批判促使鲁迅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著作，以理解他们所操持的新异的话语是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分歧仍然存在，对于像鲁迅这样外部理论只有转换、内化为自己的血肉才算真正接受的特点，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或达到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

《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可以比较一下“左联”筹备会拟定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据夏衍回忆：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是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文字简直像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纲领，后来慢慢地说：“我没意见，同意这个纲领”，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而鲁迅后来做的发言，依然是清醒的告诫——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针对《理论纲领》提出的“诗人……是预言者，艺术家……是人类的导师”的浪漫说法，他也提醒“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