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2018.07.14 何宇 激流网2018
 七月初，井冈山卫士在“红色中囯”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已经封杀，无法提供网页原件了。在文章第二、三部分转折处，他写道：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 为了避免琐碎而又无聊的争论，我就从正面回答上述问题开始。——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左派同志，也难以有左派同志以我为代表，如若观点一致，纯属巧合；倘若不一，那也正常得很。总之，我也决定以“我”的口吻来写作此文，以免被说成是“绑架”马列主义。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要问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它的起点条件），其次是它的主要产品和产业分布特征（它是生产什么的，具体又是哪些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乃至更具体更细致的划分，生产性产业、非生产性产业），再次是它的产业份额、产业地位（占多大比例、起多大作用），然后是它的产业生产方式（小生产的、大生产的？自由竞争的、垄断的？本土的、世界的？），最后是在每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考虑它们世界总和的相互关系，并在总和的规定上重新考虑某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确定它在世界总和中的具体地位。 因此，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如从不平等交换出发——这个原理是错的——衍生出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体系的排序，把这种排序特定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因此，也不是说只有井冈山同志才讲“世界体系”、我就不讲“世界体系”，而是我们俩的“世界体系”完全是两个东西。井冈山同志的体系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建立的特定排序的体系、而我的体系却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不是一个抽象原则的关系序列就可以概括的了、把握得了的。 总之，对我而言，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每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定它们的世界总和，继而又在世界总和的规定下重新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既不是抽象先验的整体主义，也不是狭隘直观的个体主义，而是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这就是我主张的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总和（体系）、以及总和下的资本主义的方法。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既然我的方法是把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起点的条件上去考察，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要首先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它的产业分布特征、它的产业份额和产业地位、产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及世界背景和世界影响等，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不是全面论述（我还没这个本事），而是仅仅提出要点，显然的特征是：（1）落后农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2）官/僚/集团垄断政权+（3）改革开放下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由竞争转向垄断、由实体转向虚拟、由生产性转向非生产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的生产方式新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当前特征，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超出列宁所讲的不平衡性，即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等。而且，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不成比例性和无政府性），更是从一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那种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外不平衡性（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从一般的自由竞争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舞台也进一步从单一国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是（1）全球性的危机，（2）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意味着它决不是中国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范围的事件；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不会只是一种或几种危机形式的爆发。 由此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是（1）全球性的斗争，（2）全面性的斗争。 因此，马列主义者仍然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坚持现代条件下一切阶级的政/治/斗争都必然要求政党的原理，从而坚持党的领导下，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一国与世界相结合的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支持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第一，这不是中国一直以来对外关系活动的全部内容（在阳和平老师《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就已经揭露了井冈山同志未予注意甚至不想注意的具有进攻性的事实）；第二，这（妥协退让）也完全符合中国新兴的、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妥协性、软弱性，丝毫不影响它所同时具有的危险性。相反，它正是在危险中兼有妥协，在妥协中兼有危险。在我看来，如果不警惕和重视中国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危险性，那就不可能有效打击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具有的脆弱性，而在井冈山同志看来，“重视危险”=“黑云压顶、绝望挣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有“毫无危险、只是脆弱”才=“百川入海、一片光明”。——于是乎，我们也就知道井冈山同志所谓的必然胜利到底是根据什么了，那就是麻痹大意+乐观自负。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我主张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主张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特征出发，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出发。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的问题上，我主张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主张全球性危机和全面性危机。继而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问题上，我主张阶级斗争的全面性、政治性、全球性，主张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相统一、合法非法相统一、党与群众相统一、一国与世界相统一，反对帝国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和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在最近现象的认识问题上，我主张妥协退让不是全部，也并不超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更不妨碍这个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 那么，我的观点如此，井冈山同志又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1）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坚持“世界体系论”，指出对某一资本主义的认识必须以对“世界体系”的认识为前提。但是，井冈山同志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体系”的呢？他是从交换，而且是从“不平等”交换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 现在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是什么玩意儿。 在马克思那里，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即工人和不变资本之间具有不同比例，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多、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多的产业，反之，那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少、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少的产业。假如资本都按它们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分配和交换，那么活劳动比较多的产业部门就会得到大量剩余，活劳动比较少的部门就会得不到什么剩余——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平等吗？显然，对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额利润的资产阶级基本法而言，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管资本构成是高是低，不管各部门资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所有资本都只能取得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化的利润，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因此，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低，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高；而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高，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低。——但是，不管怎样，高构成资本和低构成资本在这里得到的终究是“相等的”利润和“相等的”利润率，高构成资本并不比低构成资本多得剩余价值，低构成资本也并不比高构成资本少得剩余价值。——因此，有机构成的高低根本不影响资本交换的平等或不平等，它与资本之间的“等价交换”无关，只与社会平均的资本构成和平均的利润率水平的决定因素有关。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有机构成不过是生产价格平均化的一个因素，而生产价格的平均化，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交换间的“平等”，而不是资本交换间的“不平等”。相反，只有从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才能说这种交换是“不平等”，是高构成资本“剥削压榨”了低构成资本，是低构成资本“进贡纳税”给了高构成资本（何其伟大的高论）。——也就是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不平等交换”。而事实上，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只能在垄断和非垄断之间去寻找，而不能在高构成和低构成之间去寻找；也可以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去寻找（如让渡利润——但这实际上也是垄断的一种形式，不过不是产业资本的垄断，而是非生产部门的垄断罢了，如商业垄断、金融垄断、知识产权或品牌垄断等等），但不能在产业资本各部门之间的构成差别中去寻找。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的所谓“不平等交换”，要么是对马克思生产价格平均化理论的错解，要么是对列宁垄断资本理论的劣解。在前者的情况下，它把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错误地归结为有机构成的高低；在后者的情况下，它虽然承认垄断才是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但此时，它关心的重点仍然是不平等交换，而不是垄断本身，垄断在它那里只是用来解释不平等交换的工具，而不是要予以关注的核心。相反，对列宁而言，重要的是垄断本身，至于交换的不平等，那不过是垄断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还是及其次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终究是一种关于“交换”的抽象体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和垄断的理论，它要么是关于交换的错误理论，要么是关于交换的极其浅薄的理论。但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成为井冈山同志理解世界资本主义及每一资本主义的“钥匙”。他怎么理解呢？不过是根据“有机构成”、“不平等交换”、“在交换中榨取剩余的国家”（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进入垄断之前，仅仅因为它要大量进口外围国家的原产品，就被井冈山同志认定为榨取了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从而有半外围的中国一方面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一方面又要向核心国家输送剩余的高论，他就不想想，半外围的中国能够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开始）、“在交换中贡献剩余的国家”、“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推论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推论出这些类型的固有本性或固有矛盾甚至是固有宿命（核心强大、外围落后、半外围冲突激烈且脆弱易突破），推论出这些类型之间的固有关系模式（依附与被依附、需要与被需要、一方出钱一方出枪、本质上是不会违背根本利益的命运共同体等等）。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的是错误的不平等交换原理和抽象的、刻板的固有类型体系。 （2）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既有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该理论的一套固有类型，很简单地就能把中国归属到“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半外围”的典型特征，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半外围”的主要矛盾。 那么，“半外围”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a.妥协性、买办性、依附性、软弱性，——这很好理解，毕竟不是“核心”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嘛。奇怪的倒是核心国家似乎就不会妥协、买办、依附、软弱。 b.剩余价值有限性，或利润挤压性，——因为“半”外围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处于输送剩余价值的地位，所以半外围国家就不可能像核心国家那样掌握充足的剩余价值，一方面能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又建立有效的、稳固的、高超的统/治/机关。 c.统治脆弱性，——综合以上各因素，说半外围国家统治脆弱，也是顺理成章，奇怪的倒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竟能没有统治的“脆弱性”，莫非它们只有统治的“强大性”和“巩固性”吗？（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体系理论关于固有类型和固有特征的独断论特点，既然一种特点为半外围国家所特有，那就不会为核心国家所特有，因此弱者极弱、强者极强，妥协者极妥协、强硬者极强硬，一方的特点以另一方的绝对反特点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必胜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必败主义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狗熊主义为前提。对于此种独断论的逻辑，我在后文中还会集中揭露。） 总之，“半外围”资本主义就是妥协的、买办的、依附的、软弱的、剩余有限的、利润挤压的、统治脆弱的，中国属于“半外围”，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就是相同的特征。这就是井冈山同志的“半外围论”，也是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判断。 （3）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他的“半外围论”，自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利润挤压的危机、利润不足的危机，或者说，是利润率受挤压的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方便起见，就称其为“利润率危机论”。 在这里，无论是对“生产过剩危机”，还是对“利润率挤压危机”，井冈山同志都有他“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生产过剩危机=工人消费不足的危机=工人力量弱小、资本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工人难以取得胜利的危机；而利润率挤压危机=工人力量强大、资本力量弱小引起的危机=工人容易取得胜利的危机。可见，无论是哪种危机，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力量强弱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这种“独特”解释并不是偶然，而是为井冈山同志后来的“必然胜利论”服务的，只有把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才能把利用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必然性的结果。毕竟，既然危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造成，那无产阶级又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危机呢？既然无产阶级自己就会利用这个危机，那又怎能不设想无产阶级也会在这种利用中取得胜利呢？所以，利用危机是必然的，通过危机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只要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那么利用危机、战胜危机就都是自然而然的后续动作。——这也是井冈山同志“必然胜利论”的秘密所在。它和马克思的“必然胜利”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必然只是一种历史趋势，正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灭亡；正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胜利。能动性不是创造可能，而是把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必然性。但井冈山同志就不同，他的必然不是无产阶级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必然在这次危机中胜利，——理由就是利润率危机是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是无产阶级进行利润挤压的危机，既然无产阶级会造成危机，那它也就必然会利用这个危机、通过这个危机，取得胜利。 与井冈山同志不同，我主张中国的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危机和全面性的危机，换言之，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全面的危机形式不会局限在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剩上一种，而且也很难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一定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如果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过程，那么单一的生产过剩理论、资本过剩理论、物质再生产的比例失衡理论等，都明显不足。 无论怎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个危机并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动性，但决不是危机的主要因素，相反，它本身还要以这个过程为转移呢。 综上，抛开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不谈（我认为在这里插入大段的危机理论的讨论没有必要，尽管我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认为主要是利润率挤压的危机、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危机、也是“半外围”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中国范围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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