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胆精英还是人民英雄？ —— 评何宇同志的危机和斗争理论

昨天激流网发布了何宇同志的《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 —— 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一文。该文批判了《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的破产》，认为我在文章中的观点是“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目前左翼队伍里的一些状况，这些同时也是何宇同志理论的中心。我们就来讨论下这些问题。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从“全面结合”到“很难说”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最大特点是“全面性”，尽管他自己也说自己“没这个本事”作“全面论述”，但是他仍然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或全面的”，不是一国的局部的，而是各个政治社会关系领域矛盾的总爆发。与之相适应，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的核心是“结合”，是合法非法、党与群众、一国与世界的“结合”等等。

漂亮的总结，这是我们看待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起点。当今中国任何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无论是“中帝论”的还是反“中帝论”的，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不过，此番争论的两方都讲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强了还是弱了，是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危机如何具体地爆发，即突破口在何方。而何宇同志的 “全面”和“结合”只不过是把双方都承认的起点再说了一遍。

那何宇同志的“全面”、“结合”的危机理论说了些什么呢？何宇同志讲“我（这里值得加个粗体，何宇同志——井冈山卫士）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何宇同志在承认自己“没有本事”的前提下，在“抛开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不谈”的情况下，竟然像教皇一样颁布了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理论的死刑：教条和片面。

何宇同志颁布死刑判决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对，按照何宇同志“全面”的理论，危机还可以是山洪海啸、彗星落地、列宁降世、红光蔽天。所以何宇同志把他学到的所有关于危机的词汇都列举完毕之后，来了句“很难说”中国的危机是“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因此，要“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分析。对，很难说这是山羊、绵羊还是藏羚羊，只要说出它既有可能是山羊，也有可能是绵羊和藏羚羊就好了，而且还要指出那些根据自己的考察认为这是山羊、绵羊或藏羚羊的同志是教条和片面。这就是何宇同志“全面”危机理论的力量所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格局要求我们寻找危机的突破口，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危机。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利润挤压说和与“中帝论”相关的消费不足说都是对具体突破口的探索。只不过前者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后者认为是无产阶级弱小而已。何宇同志尽管列举了他经济学宝库中的大量具体词汇，但是一个“很难说”就把他打回了抽象的幻境。但是，仅仅指出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不去具体研究矛盾的规律，只是循环播放矛盾的存在是不够的，因为危机理论是与斗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前者的回答决定了对于后者的回答。何宇同志既然认为危机“很难说”，那么他对未来阶级斗争图景的判断也只能是“很难说”。因此在一片漩涡混迷之中，有什么人能克服（何宇认为的）运动客观规律的“很难说”，征服“大错特错”的同志们，为革命插上定海神针呢？

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落后”的群众与“先进”的小列宁们

何宇同志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反感，尤其认为那些认同工人运动，认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学习，认为知识分子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同志是“落后的经济主义者”。然后他毫不吝啬地用“保守、怯懦、固守落后”、用“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主义”、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来宣泄对这些同志的不满。何宇同志认为，应当是知识分子“要求”无产阶级组织为政党，从而领导阶级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本身成为历史潮流并让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如果要完成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那么无产阶级一定是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则一定是先进的、果决的、勇敢的。这是何宇同志“很难说”的危机理论能导出的唯一剧本。

何宇同志的不满来自哪里呢？一句话，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剧本走。他的不满来自于在他认为的“很难说”的前景下，中国工人运动居然挤压了利润，居然能在未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较大的困境，居然能从经济斗争前进为政治斗争，居然能涌现出未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居然能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他的不满来自于中国经济危机不仅不难说，而且正在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尤其是目前这种觉醒和斗争多数不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的，相反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太多；他的不满来自于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先进的工人领导着落后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相反。塔吊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卡车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取得了一定成果野火烧不尽的老兵斗争也不是知识分子领导，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工资份额上升利润率的全局性变化更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对何宇来讲，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群众竟如此大逆不道，竟让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而不需要知识分子去教育他们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如此抢镜，殊难忍受。

那么，现实世界的发展为什么造成了工人阶级走在前面，知识分子走在后面的局面呢？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大国的中国，需要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无产阶级队伍的存在，这就将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拉到了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是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完成对这些产业工人的管理和协调，同样需要培养一大批各级管理人员，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遗产，另一方面由于扩大现代工人阶级的需要，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年轻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截至现在，中国每年高中毕业人数已经与高等教育录取人数基本相当，即21世纪出生的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不是革命知识的荒漠，而是革命斗争的土壤，今日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也正是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工人贵族，也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小资上层。因此，就算是改良的斗争，也不会被资产阶级吸收成为软化斗争能力的手段，而只会成为直接激化阶级矛盾的导火索。何宇同志看到“改良”、看到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就恨得牙痒痒，殊不知今日中国的改良和经济斗争只会收紧资产阶级头上的绞索，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我们正视中国的阶级斗争现状，不是“崇拜落后性”，而是发现突破口，这自然与“很难说”的原则指导下的何宇同志差别甚大。

何宇同志用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来批判我们只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任何革命理论必须回答无产阶级由弱到强的问题，革命精神如何变物质的问题，如何用无产阶级的武器打倒资产阶级的武器的问题。在《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破产》的第三部分，我们一直在探讨怎样实现阶级力量的强弱转化，尤其是从剩余产品、政权和财政方面，即唯物主义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一刻也没有忽视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事实，因此我们不会去在没钱没枪没人没地盘的情况下去和资产阶级争夺什么工会自由、言论自由、建党自由。因为现在即使资产阶级在法律上给我们这些自由，在执行的时候照样会收回，就像它从未真正给过资产阶级宪法中的那些自由一样。何宇同志，如果你要的是法律上的自由，那么你绝不会享受到这自由，如果你要的是握在手里的自由，你就必须有政权来保卫这自由。如果没有政权，法律给的自由是虚的，如果有政权，你也不需要法律给你这些。（何宇同志的这种观点在老左派、造反派等的论战中，属于“二次革命论”，有兴趣可以向他们虚心请教）如何掌握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是一切追求真自由的革命同志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只能来源于对危机确定无疑的而不是“很难说”的回答，它只能来源于对资产阶级弱点和突破口的分析，而不是泛泛地讲“危险性”，只有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解答这些问题。“中帝论”和何宇同志的“全面”论都做不到。

让我们回到何宇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尽管事实一再否定、而且越来越无情地否定他的观点，他还是要指责我们是“经济主义者”，即指责我们开出的革命策略是跟在工人阶级尾巴后面的，这是因为他和一些类似观点的同志一直想要走到群众的前面、掌握群众（这很好）、领导群众（没问题），但是他搞错了历史条件。列宁时代，俄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工业人口只占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很早就接受了欧洲先进国家的革命理论，而广大劳动群众一方面没有经过革命本身的教育，另一方面科学文化素养有限。这就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起当时俄国的农民运动更加进步，更能代表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是不“难说”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列宁用革命的“灌输论”来解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落差。列宁认为，不能让党落到人民群众的水平，而应当让人民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党的斗争水平显著高于人民群众斗争的水平，而不是相反。而在今天的中国，当人民群众斗争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并能在未来造成积累危机的时候，而一些知识分子居然还认为人民群众“保守、怯懦”，资产阶级强大又危险，尤其是在危机问题上还有人支支吾吾“很难说”。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即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水平大大落后于实践，中国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斗争水准大大落后于无产阶级。这样，要人民群众服从这些知识分子“进步”的领导，只能是把人民群众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只能是拖人民群众的后腿，起到事实上的反动作用。无视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现状，是对列宁同志“灌输论”的曲解，而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人民群众灌输“很难说”的理论，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破坏。

结论：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方式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即明确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向无产阶级学习，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脱离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斗争理论势必造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脱离。同样，以“先进”自居的小团体和小列宁们也无益于解决革命后如何解除旧分工、如何实现大民主的问题，即使他们成功（他们当然无法成功）也会迅速地蜕变为官僚集团和走资派。只要某些同志还抱着高人一等的态度，试图用实现政治自由的空话来糊弄人民群众，他们就永远走不出小宗派团体的圈子，无法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样，这些小宗派团体也会因为年轻写手的出现而重复内斗分裂的趣事。表面上看，他们是积极写作积极论战的小列宁，实际上，他们一不理解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二要夸大自身主动性作用。只要他们不敢讨论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和怎么胜利，只要他们总是重复这也可能那也可能，他们就不能理解列宁同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以，他们是只能用其激进话语构筑的“强力意志”来冲破自己也不觉得能战胜的“永恒轮回”的小尼采。他们恐怕并不在意革命能否胜利，他们在意的是能否压过邻班、邻系和邻校的其他小尼采们一头。于是在拿不出除了“很难说”以外的理由时，他们就只能通过谩骂“错误”、“落后”乃至“狭小”来堆起本校小列宁的威望。

以上就是我对何宇同志文章的意见，我们从不给人轻易地下定论，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何宇同志可以从错误思想中走出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