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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

2018-7-15 22:01|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8684| 评论: 0|原作者: 张文木|来自: 察网

摘要: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

1.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2]斗争——确切地说是阶级斗争,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误解的“好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表达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大道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2. 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解决矛盾的红线,与此相应,贯穿毛主席诗词的是红色基调,红色是战斗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运用红旗的动感张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需要说明的是,革命越是处于低潮,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5年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以舞动的“红旗”“长缨”“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现出来的红色基调就越突出: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

“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毛泽东诗中的红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是斗争的象征。比如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3. 毛主席的诗词朴素,这与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诗歌形式上,他喜欢民歌。他说诗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这与韩愈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4]的意境相近。韩愈对“烟柳满皇都”那种“高大上”是厌恶的,他偏爱“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韩愈是唐中期的人,这时唐人的精神还是向上的,若读唐初的诗,更让人有春意扑面的快意,这与唐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氛围相一致。与宋诗不同[5],唐诗少有对今人所谓“高大上”“净白美”式的慵懒浮夸。毛泽东诗词也有同类气质,毛泽东诗词里多梅花、黄花、松柏,鲜有牡丹。毛泽东青年时就不喜欢牡丹。1915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说做人“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6]

4. 战争和战场被纳入审美视野,这是毛泽东诗词尤为独特的方面,比如1929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又如1933年夏写的《菩萨蛮·大柏地》,诗中大自然与战争留下的残迹在诗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里“分外香”的黄花和“更好看”的风景,都是战斗的结果,这让人想到三十一年后诗人写的那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人视阶级斗争为当然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64年毛泽东对这句注释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他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7]“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8]这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说出来了。它本质上是斗争,所以这些贯穿着诗人思想始终,这使毛泽东的诗词及其美学思想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5.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9]。“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0],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6.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1]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到王明路线的危害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1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7. 长征一路走来,到陕北率领着仅有八千人马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气写下四首气势磅礴,战略思路明确的诗词。

8.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把《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发出“试比高”挑战。

9. 美国是因为目标太大而被耗倒的,苏联——确切地说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是因胆子太小而被美国吓倒的

10. “三大战役”后,东北回到新中国怀抱,在1950年10月国庆节,新疆平叛已取得绝对胜利,新中国的东西两翼的安全得到基本保证。毛泽东心情好极了,国庆观剧期间,与柳亚子先生“因步其韵奉和”,欣然挥就《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什么是于阗呢?

于阗,古有于阗国(前232~1006年),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喀什)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13]。曾问吾[14]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说:“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重大!”[15]

疏勒即今喀什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所说的喀什并不仅指今天的喀什市区,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因此,乾隆治理南疆中曾将南疆城镇分为四级,其中喀什、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镇为首要重地。

于阗的稳定表明南疆已回归人民怀抱,而南疆的稳定又让毛泽东看到新疆的长治久安有了可喜的基础。明乎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听到来自新疆文工团中有于阗的代表弹奏的音乐时,由衷发出的“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诗意所在。

11. 如果明白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中国整体安全的关键意义,再读毛泽东于1954年夏写的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就会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战略意义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0年6月突发的朝鲜战事犹如“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1953年7月抗美援朝的胜利,阻止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北方朝鲜发动的入侵,并彻底排除了中国东北再次受到东来威胁的可能性。毛泽东这才有了“换了人间”的心境。抗美援朝的胜利将使中国东北从而中原的安全完全有了保障。英雄总会惺惺相惜,这时作者想起当年面对同一任务的曹操。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16]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加速了曹操挥戈南下统一中国的战略实施。如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而《观沧海》正是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经过碣石山时写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秋风萧瑟,壮怀激烈,考虑着如何挥师南下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宏愿。诗言志,曹操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的抱负融汇到在碣石留下的诗歌里。

曹操在65岁的时候,解决了山海关一带乌桓三郡对内地的威胁;1953年毛泽东正逢花甲之年,抗美援朝胜利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自朝鲜半岛对中国东北的安全的威胁。二者尽管范围不同,但对中国安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毛泽东将中国安全线推至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这是中国从唐太宗以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看到这些,如果再结合1950年10月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万方乐奏有于阗[17],诗人兴会更无前”诗句,就不难从地缘战略上感受到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诗句,在西北和东北全部搞定后,所由衷发出的那种大自在的放松心境。

东北问题彻底搞定后,西北问题的解决则可进一步推进:195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日。

12.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

13.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18]。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19],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年1月)”[20]。

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史载: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21]】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间[22]。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23],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于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毛泽东似乎注意到这个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据基辛格披露:1962年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咛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24]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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