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83]而理性的东西不一定符合逻辑却一定符合经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为父母，不知爹娘。只有有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离战乱的经验，才能理解隋炀帝急通大运河的忧虑所在；如果经历了战国数百年的战乱，就会在秦制的评判上认同司马迁、王夫之的成熟见解。秦始皇、隋炀帝都是刚刚经历过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历史的“过来人”，有了这样的经验，秦始皇和隋炀帝才会对他们那个时代封建自由主义“公知”们的空论深恶痛绝——司马迁批评说，说这话的人“此与以耳食无异”，意思是说“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两样”[84]——并对其实行最严厉的打击[85]，才会抱有以建立新制度终止天下“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历史趋势的决心。 42.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史从论（天理）出，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86]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苏轼死后26年，北宋就亡国了。 43.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是拿破仑喜欢的思想家，他将基督教兴起对欧洲的影响概括得很简洁： 【耶稣便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出来在地上建立起一个精神的王国的；这便分割开了神学的体系和政治的体系，从而使国家不再成为一元的，并且造成了那种永远不断地激荡着基督教各个民族的内部分裂。[87]】 拿破仑是在欧洲启蒙思想陶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他在和诗人歌德的对话中谈到悲剧时与卢梭有同样的感受，他说：“现代悲剧和古代悲剧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再没有支配人类的‘命运’，古代的‘命运’已经由‘政治’代替了。”[88]这里说的“古代悲剧”指的是古罗马，它与欧洲中世纪即拿破仑所说的“现代悲剧”不同的是，前者讲“政治”即统一性原则，而后者则不讲“政治”，因而失去了“支配人类‘命运’”的能力。为此，拿破仑认为今后的欧洲必须注重统一性，他说：“‘政治’必须用在现代悲剧里，来代替古代悲剧里‘命运’的地位，作为环境不可抵抗、个体不得不顺从的势力。”[89]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90]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91]拿破仑的意思是说，现代国家不需要教皇承认。明乎此，也就明白了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加冕典礼上，当教皇庇护七世举起很大的皇冠要给拿破仑戴上时，“拿破仑突然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92]的举动的政治含意。 44.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开篇盛赞秦始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也。”[93]谭嗣同则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94]，痛斥李斯“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95]而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力”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96]笔者认为，谭嗣同的认识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 45. 商鞅与崔浩 至于秦帝国建立的第一功臣商鞅，苏轼则评价说：“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97]与商鞅相似的还有打破中国反佛最初“坚冰”的北魏太武帝的重要幕僚崔浩。《魏书》对崔浩的抱负和“油盐不进”的执着个性通过与其表兄卢玄的对话有细致的刻画： 【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98]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读诵。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99]】 由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崔浩与商鞅一样有志于“欲齐人伦”，“创制立事”，其性格与商鞅也一样执着甚至“刻薄”[100]，如书所言“浩败颇亦由此”。 废佛是崔浩坚持的事业，他——与商鞅一样——坚定不移。书载废佛之初“始谦之[101]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102]四年后即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此言成真。 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103] 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104] 崔浩死于极刑，刑前还尽受侮辱，书上说他被押往城南行刑的路上： 【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105]】 崔浩与商鞅受到的都是极刑，其死因也都是旧贵族对新政的抵制。陈寅恪先生分析的十分透彻： 【崔浩想要建立的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像梦一样幻灭了，北方门第最高的两个士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被杀绝了。对原鲜卑部酋来说，如果不消灭崔浩，崔浩的姻亲及其姓族，那就是他们自身将被汉人所同化。当时所谓汉化，就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要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他们对《国记》“备而不典”[106]反感。但这时他们的汉化是不自觉的，自觉的是鲜卑部酋对汉化的抵制。崔浩事件的发生，表明在北魏的政治上，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势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入一个新的汉化时期。[107]】 陈寅恪说的北魏“汉化”的进程，对鲜卑人来说是不得已因而也是不自觉的，但对崔浩乃至太武帝来说，可就是自觉和理性的。因为如果不反佛，北魏将失去皇权；而要反佛就不能反儒，不然北魏就不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汉景帝不得已杀晁错的原因[108]一样，北魏太武帝借《国记》事件亲杀崔浩显然也是为了平息贵族抵制汉化的情绪——这种情绪即使到孝文帝时仍然很大——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说不得已，是因为北魏统治者在尝试有独立于世俗皇权的主神的佛教甚至道教后，意识到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比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09]为使命的儒学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中国胡人反复试错实践后还是极不情愿地选择了儒学。在王权和教权面前，一千多年后的莎士比亚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110]，对当时的北魏太武帝来说，同样是人主（皇权）还是佛主（教权）的问题。胡人不可能放弃人主而就佛主，这样才产生了太武帝有那么大的决心毁灭已近乎“胡神”的佛教。结果与商鞅以“极刑”的结局换来秦“世异变，成功大”[111]的万世之功一样，崔浩的极刑则使胡人接受儒化并由此矫正了当时中国可能出现的欧洲式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方向。与此同期，西方陷入政教二元冲突，这使西方从此失去了其自罗马以来长久不衰的繁荣和辉煌。对于崔浩的死，《魏书》作者扼腕叹曰：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112]】 无疑，与商鞅一样，崔浩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如果将王夫之对秦始皇的盛赞用在崔浩遑论商鞅身上也不无道理，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在中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113]。崔浩在太武帝崇佛、南方佞佛的历史条件下，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说服太武帝排佛，确立了中国以君主而非佛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并由此使中国避免了欧洲正在形成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恶果。卢梭曾评价霍布斯说： 【基督教的统治精神是和他的体系不能相容的，而且牧师的利益永远要比国家的利益更强。霍布斯之所以为人憎恶，倒不在于他的政治理论中的可怕的和错误的东西，反而在于其中的真实的东西。[114]】 将卢梭这句评论用于概括崔浩的思想也不为过。这就是：崔浩的政治理论为觊觎国家权力的宗教势力所憎恶，倒不在于其中的过激部分，而在于其中具有真理性的部分。由此笔者想到马克思青年时说的一句话，他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15]】 这句话用于概括商鞅、崔浩等人物是合适的。崔浩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与商鞅一样有着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世界意义。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46.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16]。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47. “乔布斯”（Jobs）和“苹果”，对2011年10月6日的美国人来说，真是一语双关。这天，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逝世。真是巧合，伴随这位执行官谢幕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工作（Lose Jobs）并因此发起“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群情激昂的人们高喊“现在就革命！现在就革命！”的口号，更有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117] 对失去“Jobs（工作）”的美国人来说，“苹果”似乎也成了某种不祥的预兆。希腊神话说，在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妒忌成性的厄里斯抛下一个写着“送给最美的”金苹果,由此便引发了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忒的争执和随后的“特洛伊战争”。现在，上帝在将Jobs召回天堂的同时，厄里斯女神又把金苹果留给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已不是“最美的”美国。2011年9月17日，美国的阶级斗争从华尔街兴起；史蒂夫·乔布斯去世后，它又以翻倍的规模迅速向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美国各大城市蔓延。 Jobs走了，美国的阶级斗争来了。这两件事对未来的世界将有很大的意义。 48. 苏联历史学家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对“李鸿章基金”在华支出范围做过统计，认为：“在‘侵占’旅顺口以前的整整一年内，便已开始从基金中付款给中国人了。”[118]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根据俄国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第51号密卷提供的档案文件，对“李鸿章基金”的支出做了具体统计： 【在1897～1902年期间，这样的支付一共有五次，旅顺口的那次付款按先后是第二次。除了这五次外，有几次拟议中的付款由于不同原因而没有兑现。中国人在五次收款中共得到1 700 947.71卢布。[119]到1908年3月7日“基金”的余额是1 264 539卢布。[120]】 如果将上述五次170多万的贿赂款总额与1908年的“基金”余额相加，与三百万卢布的“基金”总额大体相等。从上面的资料分析，李鸿章在其中得到半数；至于另一半则用于包括张荫桓在内的官级低于李鸿章的中国官员，其范围还是相当可观的。至于1908年留下的余额部分的去向，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州》一书中也有实事求是的披露： 【1905年以前，基金中支出的款项一般都用于和远东的事务有关的开销，而当时和付款有关的信函也带有政治性质。1905年后，随着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极端削弱，基金仍然相当可观的余额成了父母双亡的政治孤儿，被滥用在五花八门的“需要上”了，而关于基金的简单信函几乎只有账单的性质。1908～1910年期间，向尼古拉二世“呈送”款项共有九次，每次都是应他的手谕的要求。这些款项是打包加封后由专人送进宫去的，共计103万卢布。到1914年1月，基金总共只剩下373 717.50卢布。16年中竟花去了4 492 151.50卢布。[121]】 这四百多万花销数额与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的中东铁路公司“从俄国政府得到四百万卢布的贷款”[122]大体吻合。 49.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不管是非如何，其中关键的定性是李鸿章受贿并因此出卖国家利益问题。 目前与此相关的档案文件多出自俄国国家档案馆，来源比较单一，这是不足之处。但问题是像李鸿章这样位高权重而死后又给予极高荣誉的人，其接受俄国贿賂的事总不能要求在中方档案馆中备案，也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备有“第一手资料”，更不能用受贿当事人的“日记”（比如《戊戌日记手稿》（张荫桓）、《翁同龢日记》等）来证明他们是否受贿的事实[123]。这正如调查盗窃行为不从当地派出所而从窃贼的“日记”中或他的家人那里取证一样，是不合法逻辑的。李鸿章受贿的当事人只有俄方和李鸿章及其儿子李经方两方。 尽管出处单一，但却是多方面、多时段的证明，重要证人的政治立场是多元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的还是政治上的对手；最重要的是，俄国官方档案并没有——尽管这样做可以让当时的俄国官员规避受到制裁的风险，也可以隐去俄皇的历史“污点”——将这个四百多万卢布花销的数额全栽到中国官员身上，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相当部分的“款项是打包加封后由专人送进宫”，“向尼古拉二世‘呈送’”。这说明，沙俄政府的档案还是比较严肃和实事求是的：既然连俄皇本人都不回避，那俄国档案就更没有必要人为地向李鸿章栽赃。此外，鲍里斯•罗曼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学者，见证过新中国诞生并对维特的沙文主义对华政策持批判立场，因而他提供的资料及其分析结论有相当的可信度[124]。 上述文件对李鸿章较有利的证词只是，李鸿章受贿数额的确不是300万卢布。至于李鸿章至死因没有全得那300万贿款而耿耿于怀，也不能解释为李鸿章贪心。事实上，以李鸿章所拥有的财富[125]，也不至于让他为300万卢布郁闷至死[126]。他出国时极尽奢华，除了虚荣心外，似也在向洋人证明他不再乎那点浮财。最可能的解释是李鸿章看重的是面子，李鸿章认为他受到俄国人的戏弄，是奇耻大辱，以至他临死都对俄人恨之入骨。 至于俄国人行贿对中国人的影响，时任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当时就有比较深刻的评论，他说： 【谢尔盖·维特收买了卑鄙的李鸿章，他接受了这一横暴行为，为此中国将永远不会饶恕俄国。中国将永远力争将横贯满洲的铁路干线变为本国的铁路，而不是俄国的铁路。[127]】 库罗帕特金算是说对了，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尤其是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据理力争，这条“横贯满洲的铁路干线”[128]终于1953年1月完全无偿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看到这些，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更有力的档案为李鸿章等受贿行为翻案的话，说李鸿章是一个民族的罪人，并不为过，因为在受贿的条件下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已不是由政治立场和认识水平造成的失误，而是主动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犯罪行为。当然这并不否认李鸿章在位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事。但如果因此而对他的受贿并因此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文过饰非，甚至美化，那就是不应该采取的学术态度。 50. 论朱熹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这是研究朱熹生平必须考虑的大背景。 一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129]。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落的历史节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30]的节点。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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