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能力。特朗普频频发动的贸易战和诸多「退群」举动，根源便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
这篇文章将帮助你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今天的贸易战。
让我们回到2001年。那一年发生了三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和奥运会、世界杯相提并论，说明了WTO在当时国人的眼中具有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WTO代表着世界贸易秩序本身，加入了WTO就意味着加入了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不管是「入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承认了这个前提。
就在同一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oha Round）正式启动。作为WTO在1995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全体成员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被各方寄予厚望。对美国来说，主导WTO的成立只是为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这座高楼打了个地基，多哈回合谈判才是真正的「盖楼」环节。对中国来说，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那么在「入世」谈判时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和牺牲便是值得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十七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WTO部长级会议年复一年地开，共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各种截止日期一次又一次推后，但还是被错过，只能再一次推后……今天看来，多哈回合谈判似乎已经不可能完成，「多哈回合已死」成为各方新的共识。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纷纷绕开WTO、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双边或地区性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推进自由贸易。TPP、TIPP、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绕开WTO建立多边自贸区的努力层出不穷，各种双边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当今的全球贸易秩序来说，多哈回合谈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WTO本身也不再是全球贸易秩序的核心。甚至在2018年6月份，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表达了退出WTO的意愿。虽然这一消息最终被美国财政部长否认，但还是令人吃惊不小：一手主导WTO成立的美国，如今竟要抛弃自己的孩子？
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以及WTO的地位下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社会学家Kristen Hopewell在2016年出版著作《颠覆WTO：新兴国家如何打乱新自由主义计划》（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通过详实的档案分析和实地调查，揭示了多哈回合谈判崩溃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无法继续，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巴西、印度、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有力地挑战了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印度、中国所挑战的并不是「自由贸易」的理念本身，而是欧美主导的贸易秩序的虚伪与矛盾：欧美国家嘴上说着「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只是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它们一边为了支持本国优势产业而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一边为了扶植本国弱势产业而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是非常「任性」的：如果自由贸易有利于本国利益，我就支持；如果它不利于本国利益，我就反对。
面对这种任性的、高度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发展中国家一直深恶痛绝，但因为自身实力难以和发达国家抗衡，所以不得不接受。但到了多哈回合谈判，事情起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发达国家的能力。巴西、印度、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拥抱「自由贸易」理念，要求欧美国家真正践行这一理念、不要再说一套做一套，要求扭转全球贸易秩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这一姿态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双方各不相让，使得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僵局。
美国霸权下的贸易谈判
两次世界大战让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孤立和贸易保护主义，极容易引发地缘冲突。因此，为了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必须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美国打造着一个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西方世界，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使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具体到贸易领域，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23个国家在1947年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秩序的总框架。这一框架的使命是，通过不断的后续谈判，逐步破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不断增多，到了19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除了一系列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协定之外，这次谈判还达成决议：在1995年创立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新的全球贸易秩序治理机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一直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市场、减少贸易干预，但自身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一边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免受他国产品竞争压力，一边大力扶植本国优势产业占领他国市场。每次贸易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总是留下各种各样的特别豁免机制和保护条款；由于极其复杂的技术设计，这些机制很难被发展中国家使用，而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放开本国市场，而美国却能「合理合法」地采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反倾销审查、政府采购歧视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美国霸权下的不平等，在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到顶峰。在谈判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表达对于谈判议程的不满和抵制，但因为自身实力不足、也未能维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最终被发达国家阵营以威逼、利诱、哄骗、羞辱等方式各个击破。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动的自由贸易话语太过强势，使得任何对于谈判条款的不满，都被描述成反对自由贸易理念本身。
1995年WTO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立即开始推动新一轮贸易回合谈判，以继续深化（高度不平等的）自由贸易秩序，并把投资、垄断、政府采购等新议题（因为在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被提出，所以被称为「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然而，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启动新一轮谈判，更反对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贸易协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发达国家打算在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会议期间，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齐聚西雅图，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WTO示威运动。在社会运动的鼓舞下，参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坚定了反对态度，最终几乎全部离场抗议。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新一轮谈判未能启动。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阻力，美国和欧盟再次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战术，一方面对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威胁，另一方面将新一轮贸易谈判描绘成「以发展为主题的谈判」。发达国家宣称，新一轮贸易谈判将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帮助它们更好地发展——当然，对发达国家而言，这只不过是用于宣传的说辞。最终，新一轮WTO贸易谈判终于在2001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史称「多哈回合谈判」。
巴西：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发展中国家领袖
2003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之前，美国和欧盟私下在农业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共同拿出一份提案，试图主导多哈回合谈判的农业议程。这和之前若干轮贸易回合谈判并无区别——美国和欧洲各国先达成一致的方案，再将方案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美欧这一次拿出的农业谈判议程，基调依然是一面迫使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业贸易壁垒，一面允许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补贴和关税保护本国农业。
面对美国和欧盟的这一提案，不满情绪最强烈的是巴西。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政府支持，巴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贸易顺差，优势产业遍及大豆、玉米、棉花、蔗糖、肉类等等。当然，这样的农业优势并不是基于小农经济的；正相反，巴西的农业早已高度产业化和资本化，被农业企业巨头所控制。
鉴于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农业资本的利益一直是巴西政府重点回应和服务的对象，即使在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依然如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巴西自然希望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希望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政策。而美国和欧盟拿出的提案，和巴西的立场完全相悖。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选择和印度联手，最终打造出一个由23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20-T），一致要求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尤其是取消对本国农业企业的补贴。在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上，G20-T提出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问题，完全打乱了美国和欧盟事先设定的议程。在多边贸易谈判史上，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从「防守方」（抵制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变成「进攻方」（主动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市场）。G20-T积极拥抱「自由贸易」话语，指出农业保护主义恰恰是发达国家口头拥抱自由贸易、但实际言行不一的表现。G20-T成功地掌握了农业议程的主导权，几乎将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业的部分完全变成了关于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取消农业补贴的谈判。
G20-T之所以能获得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与巴西的有效领导密不可分。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时使用的一贯招数，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本国智库的研究支撑下（这些智库多由巴西农业资本资助），巴西的谈判代表团积累了大量关于贸易谈判技术细节的专业知识，不仅能看穿发达国家提案中的陷阱，而且还能提出技术复杂度不亚于发达国家提案的「反提案」。一位贸易谈判代表甚至说，G20-T成员国开会时，往往变成巴西给其他国家上课、讲解各种农业补贴是怎么操作的。
另一方面，巴西和各种跨国NGO、媒体合作，成功地构建了关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被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被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话语成功地挪用了「自由贸易」和「发展」这两大话语元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研究者同时指出，我们很难将这种话语建构看作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巴西将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将自身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守护者。但事实上，能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毕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不像巴西那样有竞争力，本来就难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更有甚者，「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会推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平均价格，而这对大多数依赖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害的。另外，即使在巴西本国内部，「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诉求代表的主要是农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
换句话说，巴西在G20-T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一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以此赢得共同体的支持。这种策略，的确让巴西成为多哈回合谈判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发达国家在WTO中的霸权形成了有力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