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赤色工会及其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实行了查封、解散等严厉镇压政策，上海总工会、各区工联及各产业总工会等工会领导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公开活动条件的丧失，使总工会已难以获得过去那种巨大的权威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迅速缩小。192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进行地下活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并指示上总及所属工会全部参加工联会，以工联会的名义去指导基层工会。6月18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工联会成立之初，上总并未立即撤销，仍在发布政治宣言、告工友书等文件、传单，并领导工人纠察队。同年下半年开始，上总的名称不再出现。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工人中建立的主要群众组织。
1．组织概况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总工会所登记的基层工会达到502个，会员有82万之众， 是为赤色工会力量鼎盛时期。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基层工会遭到取缔或瓦解，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工人群众数量也大幅度下降。据1927年10月的《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称，其时党有把握号召的工人为5万人，估计“暴动时可号召十万人。” 到1928年8月，江苏省委估计则是：“目前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基础大部分在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一(部)分轻工业工人和市政工人上，聚积起来不到六万人，能号召的虽可达十万人，但大半是无组织或动摇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赤色工会仍保持着至少5万人的规模，但产业工人会员已严重缺乏，且会员质量不高。
进入1929年后，上海赤色工会的规模开始急剧减少。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估计：“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 而据上海工会联合会1929年10月14日的工联党团会议的记录，其时“全上海我们有把握的一千人”。
193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总计39 800人，其中上海工联会会员为3000人。 同年6月15日出版的《全总通讯》报道丫上海的赤色工会情况：“有二千余会员，而下边的组织仍然表现得非常之散漫。” 据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统计，1930年上海赤色工会人数为2 777人 ，按上海80万工人计算的话(实际不止此数)，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会员仅占工人总数的2．6‰，其中，有明确统计的沪东区工人总数为53 180人，赤色工会会员296人，占工人总数的约0．56％。可见，这时的赤色工会在数量上已经不成气候。
此后，上海赤色工会进一步萎缩。罗迈在1931年2月7日出版的《实话》第19期上抱怨，上海“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现在只有七百人了)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 到同年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汇报了这一时期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其中上海的赤色会员仅仅600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上海出现了一个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但赤色工会的发展仍无起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说法，这时赤色工会在组织上已获得“相当的发展”，即“市政发展五十八人，印刷十人，青工六十人，女工十人，香烟二十四人，共一百六十二人。” 3个月总共才增加了162名会员，就被认为是“相当的发展”，可见情形之窘迫。
到1932年5月，“全上海赤色工会会员不过四百人左右”，而且，“即使四百赤色工会会员，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据上海工联会组织部统计，是年底全上海的赤色工会人数仅剩126人 。到t933年，“一些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停止活动，以后会员寥寥无几。”
对于赤色工会规模不断缩小这一可悲的趋势，中共江苏省委曾竭力试图予以扭转，多次下达严厉的指示，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基层党组织及赤色工会干部组织坚决地发展会员。如1931年5月，江苏省委在制定六、七月份工作计划时，要求基层组织“帮助上海工联党团并领导支部发展会员，建立赤色小组，成立正式分会，完成六月份发展会员三百人，七月份五百人。” 同年10月，江苏省委再度提出，“在今年广暴(广州暴动纪念日一作者注)以前一定要发展三百真正的赤色工会的会员。对于各种附属组织，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在广暴纪念以前发展五百人。” 1932年，江苏省委更提出“在‘十月革命’前须实现‘为一万赤色工会会员而斗争’ 的口号。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最后都只是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在衄雨腥风中破灭得了无踪迹。
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不仅规模不断缩小，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也基本乏善可陈。
1930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派员巡视上海赤色工会后，即致信上海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批评说：“各区下级工会很少是有群众组织。所谓工会大都是建立在少数干部分子或活动分子关系上，工会都没有基本的组织。” 虽然此时上海赤色工会尚有三千多人的规模，但“实际上是拉夫来的，拿暴动欺骗来的，没有工会生活，所以产委一结束，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 上海赤色工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空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但不能集体化，不开会，负责人彼此不知道有些什么工作。……没有组织，没有分子。一切问题由秘书处负责，不能时刻指导下层群众工作。”
许多工厂分会或赤色支部都是经常处在流动状态。如“沪西赤色工会组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前大部分是中国纱厂，但是到了现在，沪西只有日本厂的组织，中国纱厂又没有了，或者已经很少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月中间，上海工会组从这一部分换到那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人分析道“赤色工会的流动，完全因为领导机关没有去巩固。一般工会工作同志，把赤色小组成立了，以为‘大功告成’，有意无意抛在一旁，寒热病似的注意了东，忘记了西。常常听见工人们说‘有斗争你们就来找我，斗争结束后找不到你们。” 无怪乎中华全国总工会惊呼“组织不稳固，会员流动太厉害。”
上海赤色工会不仅组织机构散漫，对于会员的联系也极其薄弱。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赤色工会内部没有最起码的组织生活，甚至平时也不与会员发生联系，只是在开展斗争时上级才出来对会员发号施令。“工会以至工会支部，缺少经常工会的活动工作，不能开会，不能收费，对于会员没有很好的工作分配与活动方法的指导。因此，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组织的作用，仅在斗争时候表现其作用，在平常一般工人群众是尚未认识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
2．基本任务和主要活动
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包括政治与经济两大部分。其政治任务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力争工人一切自由”、“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拥护工人祖国苏联”、“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其经济任务是“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
基于上述基本任务的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基层党组织指挥赤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首先就是组织或策动各种政治性的罢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认为，“革命工会应该很坚决的站在工人前面，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有计划的去领导斗争，有计划的去运用罢工战术，组织罢工，由日常斗争发展到罢工和一业同盟罢工。只有广大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才能使革命力量加强，才能走上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
在实际工作中，赤色工会所组织或策动的罢工，主要就是政治性罢工，即使是普通的经济性罢工，领导机关也总是设法将之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至少也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 。理由即是：“在现时为在一省或数省中形成并巩固一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斗争的时期，赤色工会的任务，便是在准备很好的群众斗争中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阶级的群众，应该从工人迫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要求着手，应很巧妙的把他们和政治斗争以及为苏维埃斗争的中心目标联系起来，而使他们革命化。” 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罢工斗争必然“红”得发紫，并导致不断的失败。
如1930年1月11日，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俱乐部，资方闻讯，即勾结当局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全厂八百多工人于13日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即向所属工会发出援助该厂工人斗争的号召，提出的口号单中，便有“工人有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罢工示威的自由”、“拥护上海总工联会”、“打倒帝国主义”、“扣‘倒国民党”的口号，这立即暴露了这次罢工的政治背景，工人无法达到目的，被迫于当月15日复工。同月，祥昌棉织厂资本家借门营业不振，宣布关厂，该厂三百余工人竭力反对，并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请愿。这本是一次合法的经济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却提出“打倒国民党”、“准备第四次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过“左”的口号，结果未能获得什么效果，反而是吓退了群众。
同年6月18日，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全体工人，在法电机务部工会领导下，为改善经济待遇举行罢工，遭到法租界捕房的武装镇压，被打伤三十多人，24人被捕，是为“马浪路惨案”一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抓住这一流血事件，来号召组织全上海八十万工人，以至广上(大)贫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运动，实现总同盟罢工的方针” ，并把从实际出发、试图坚持进行合法斗争的法电工会负责人徐阿梅指责为“黄色工贼”，把法电工会指责为“黄色工会”。同年7月14日，英商老怡和丝厂三千余工人因收入减少，生活困难，反对资本家停止夜工而罢工，江苏总行委也准备将之扩大为全市总同盟罢工，除提出“反对开三日班”、“加工资”、“发米贴”等经济要求外，还加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全上海各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_拥护红军” 等口号。结果当然遭到镇压，有十余人受伤，工人被捕，后又有数名罢工积极分子被捕，21日，工人被迫无条件复工。
1934年3月7日，美亚绸厂旧千五百余工人，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肯团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赤色工会却趁机提出“冲破五次围剿”、“援助工农红军”等与劳资双方都不相干的口号，还让罢工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市政府，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重伤二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坚持近50天的罢一：斗争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167人被开除。
赤色工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成员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即“各工会应即召集各种群众会议，以宣传赤色工会的政治主张以及斗争纲领，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建直强固下层组织基础。” 由于每次示威和集会几乎都遭到镇压，都有群众被捕甚至牺牲，群众愈来愈不愿意参加，最后便只剩下党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参加，结果，损失更加惨重。
准备武装暴动，则是赤色工会的最终任务。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理想。中共领导机关一再强调，“发展工农(人)武装的组织——纠察队、维持队等，要在斗争中扩大这些工人武装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卫，而且以为准备武装暴动，实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武装的军事训练。”
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要求，上海赤色工会一直在尝试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准备实行上海工人的第四次武装起义。如1929年8月，上海工联会提出：“我们应当宣传准备第四次暴动。工人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1930年3月，建立了160人的工人纠察队，同年4月20日，上海工联会冒险举行了一次工人纠察队的大检阅，参加的有400人。检阅时还举行了授旗宣誓仪式。结果遭到当局冲击，多人被捕。1931年“五一”前后，上海工联会准备再扩大工人纠察队，强调“这队伍在暴动时就叫暴动队”、“组织工人纠察队不仅是保卫工会，而且要组织武装进攻，为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做准备”。 但由于这类工人武装的活动过于冒险和公开，往往在罢工斗争和游行集会中遭受损失，始终没有能获得切实有效的发展。
另外，赤色工会会员还被要求参加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如要求参加革命互济会等。“各工会以至赤色工会支部，所有会员，应有组织的加入革命互济会，在互济会的分部或支部中，应选举负责人出来组织革命工人救济委员会，与互济会一致的进行工作。”
在国民党白色恐啼下，赤色工会偏重于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不讲究策略，这样就注定赤色工会大多数的斗争活动必然遭受挫折，特别是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有很大的恐惧心理。“一般群众原来对我党及上总，信仰很好。……在本党及上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信仰，及至叠次失败，受严重的打击，和切身的痛苦，同时我党的指导上发现许多的错误，组织上发现许多的弱点，所以渐渐对我党及上总的信仰减削了，甚至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