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经验与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处在最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地下党的广大干部党员怀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始终不畏艰险，坚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政治斗争，努力探索白区地下工作的有效方式，以争取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他们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献身精神和绝妙的政治智慧，可歌可泣，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备受“左”倾错误困扰的时期。不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就是一些干部和基层组织中，也曾弥漫着强烈的“左”倾情绪。上海在1927年10月至1933年初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直接受“左”的思想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群众工作，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挫折。这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曾经声势浩大，现在却不断萎缩，最后落到几无群众参加的地步；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不断失败，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遭到沉重打击；党的组织及其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低落，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缺乏信任，甚至不敢和党接触。党在上海的政治影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因而可以断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尽管十分努力，也不是没有任何成就，但总体上说，或者说与其他时期相比，基本上是失败的。总结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更加清晰地获得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规律的完整认识。 (一)有益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虽然多数时间处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但也有一些时间，提出或实行了比较正确的群众工作策略方针。如中共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党的总路线，要求各级党部“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一度出现相对较好的势头。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得到发展，赤色工会会员数量有所恢复和发展，“1929年11月，已有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会员达2．7万余人。”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赤色工会发展的最高峰。群众斗争的次数、参与人数和斗争胜利的次数都有所增加，仅1929年7—10月，“上海工人斗争共76次，其中领导的就有44次，参加入数12．65万人。76次中，得到胜利的28次，其中工联领导的有20次。”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较为正确，组织、宣传、斗争均比较讲究策略。具体来看： 第一，在群众工作指导思想上，中共江苏省委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纠正盲动错误，将群众工作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上来。 第二，在组织群众方面，虽然继续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中心，但也准许党员用合法的方法和手段来团结群众，曾要求尽量利用和组织具有公开或半公开的合法性组织，诸如兄弟团、姐妹团、互助社、体育会、读书会等去团结群众，或加入非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争取群众。中共江苏省委还曾专门指出：“不可说笼统的‘反黄色工会’口号，致使黄色工会群众的误解，发生工人阶级问的恶感，更给反动领袖以利用的机会”，甚至禁止在黄色工会中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秘密组织，因为“这很容易走到分裂广大群众，和给敌人在群众中以破坏我们工作的机会”。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彭湃在指导邮务支部工作时，就认为应该通过合法的群众团体来组织群众。邮局地下党遂针对不同群众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邮局快信问成立了赤色工会小组干事会，主要在信差中开展活动；在职员中组织了邮社、护工团；在一般工人中组织兄弟会等团体。这样，共产党人在邮局很快扩大了影响，“到1929年3月，邮局有党员12人，护工团210余人，积极分子几乎遍布各分局车间” 。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鉴于曾有巨大威望的上海总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活动下已无法公开活动，难以继续有效地团结、领导多数基层工会和群众，便于1929年6月18日新建了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总工会原有的艰难处境，使得群众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建立不拘泥于名称和形式的群众组织，无疑是秘密工作环境下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第三，在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策略方面，中共领导机关比较注意根据客观环境状况和群众的力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适合的要求，尽可能夺取斗争的胜利，为群众争得利益。如1929年5月，沪东老怡和纱厂资方为节约能源，取消工人中午蒸饭，工人只能吃冷饭，遂开展自发的怠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即指示工人恰当地提出“恢复蒸饭”的口号，派代表与资方谈判，资方被迫同意恢复蒸饭，并答应不得开除怠工工人，这一斗争遂取得胜利，党的影响就此扩大。同年9月，同兴工厂的日本资方将工人吃饭休息的时间从每天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厂里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暗中商议后，决定发动罢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了解情况后便指示要注意策略，以免碰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工人遂决定将罢工改为深夜怠工。由于日本监工和工头深夜极少来车间，以便派人放哨，发现工头来车间就通知工人开车，工头一走再关车休息。这样怠工后资本家发现产量明显减少，又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宣布收回减少休息时间的规定，斗争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只要较为准确地把握丫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而胜利的斗争，就能比较有效地消除部分群众的疑虑，从而团结更多的群众，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二)沉痛的教训 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党在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策略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失洪，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言，教训更为深刻。 1． 关于群众工作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工作的最大失误，就是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当时白色恐怖下群众的基本状况，不组织群众有秩序的退却，而是坚持城市中心的路线，一味地强调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希望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辉煌，从而实现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坚苫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 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就不能从实际的力量对比出发，从而对整体的工作或具体的斗争，都规定了过高的目标或大而无当的内容。一切工作，都以是否有利于直接的政治目标甚至暴动作为取舍的标准，有利于政治宣传或暴动的工作就去做，还试图把所有的经济斗争都升级为政治斗争，而不体现政治内容的经济斗争则遭到贬损，基本拒绝通过经济斗争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这种指导方针的结果，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必定导致一再遭受惨重损失。 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指导思想与客观状况要求有偏差，群众工作必然遭遇挫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基于群众的心理和需求，及时、合理调整每一时期的群众T作目标和指导思想。可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人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 关于组织群众的策略 大革命后期上海群众工作的实践已经表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找一种既善于隐蔽自己力量，又能有效凝聚群众的秘密斗争模式来开展城市群众工作。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已开始进行初步的探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其统治的严密和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在这种环境中，探索建立有效的秘密工作模式更显必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来组织群众，是秘密斗争模式的重要内容。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坚持建立非法的、秘密的、关门主义的、政治色彩鲜明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既无法公开活动，又不能吸引和团结群众，明强不适应当时严重的白色环境，自然难以生存和发展。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以赤色工会为主，这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关门主义倾向的组织，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实际上也以政治活动为主。这样的“群众”组织，对于多数群众没有吸引力，因而并不能真正起到团结、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预期作用。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存在着同样的关门主义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由于实行消极的抵抗政策而遭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社会上各种自发组织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上海地下党也乘机领导建立了一批公开的救亡组织。但由于“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这些群众组织都被强行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人数始终不能有很大发展，还动辄被查封。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工人反丑救国联合会”，最初以合法的抗日团体面貌出现，刘少奇为该会起草章程，规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这个表述比较符合当时抗日环境和工人的要求，得到了群众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有四十多个工会参加。但临时中央却认为章程调子太低，没有强调“武装工人、组织总罢工及组织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逼迫刘少奇检查反省。 最后，“工反会”因组织飞行集会而暴露政治面目，失去了合法地位，于同年3月下旬就被工部局捕房查封。 基层党员建立的灰色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体育会、互助社等，党的领导机关也一味地强调要将这些组织尽可能向赤色工会转化，使其成员尽可能加入赤色工会。结果这些组织失去了其特有的联系不同群众的功能，同样沦为狭隘的秘密政治组织，失去了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 实践证明，群众组织应该基于群众的利益需求，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应多样化而非单一化。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应该尽量采用合法形式、隐蔽自己的政治背景，以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大多不是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实际生活中提出群众斗争的目标和口号，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各种政治斗争的要求强加给群众，因而很难获得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的街头斗争，更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种种自上而下、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动员群众，甚至动用“红色恐怖”的武力去胁迫群众。结果，且即使斗争开展起来，也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持久，反而使党失去群众的尊重。 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指挥具体的群众斗争时，也很少注意考虑群众的情绪与风险，讲究技巧，进退有度，张弛得当，而往往是一味地蛮干，有进无退，拒绝妥协，拒绝仲裁、调解。同时，也严重缺乏统一战线观念，片面狭隘，对异己力量一概采取排斥甚至攻击，结果不仅失去社会其他力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也不能获得工人群众广泛的支持，孤立了自己。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党在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斗争时，仍然采取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态度，拒绝与其他团体合作，并坚持加紧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甚至在一二八抗战结束时发动了一次冒险的起义。这种做法，使党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实践证明，引导群众斗争，必须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尊重他们的情绪。在工作方法上，应当是尽量采取启发、引导、教育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行动，而绝对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甚至武力威胁的粗暴方式；群众斗争形式应当多样、灵活，并讲究指挥斗争的策略，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斗争的胜利，避免群众的损失，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显然，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未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党自身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沉重教训。 节选自《获得权威》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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