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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敬琏、林毅夫们崛起，马宾等老革命家被冷落——中国芯片行业无比悲哀的转折点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中兴被制裁，芯片成为这场战争的焦点问题。在国内，各种认识和主张一时间纷纷涌出。在呼吁自主研发、奋起直追的爱国的声音之外，却有另外一种刺耳的声音，那就是完全反对中国政府大力扶持搞芯片的自主研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吴敬琏2018年4月份在清华的讲话。

吴敬琏说：

http://tech.sina.com.cn/csj/2018-04-26/doc-ifztkpin3214995.shtml

【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早在80年代初开始，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就对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了严重的干扰、破坏，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破坏。中国本来比较强大的芯片产业，自85年开始就不断萎缩，甚至被本来远远落后于中国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赶超，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勾结腐败卖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进行破坏的结果，今天中国要下决心再次发展芯片产业了，他们又跳出来搞破坏。

吴敬琏觉得国家或政府不仅不该“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芯片产业，甚至他还认为如果国家或政府这么做，对民众来讲会是一种危险，因为他认为只要国家用行政力量去支持有关产业，就会使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为了反对国家主义得势、为了鼓动自由主义，就要废掉中国芯片产业，这是什么奇葩逻辑？

事实上，任何一个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想要得到长足发展，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包括政策、税收、贷款以及人才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几乎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常识性的，美国、日本、韩国的芯片产业，都是在政府乃至军队的大力扶持下才发展出来的。

如果当年运十项目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摧毁，中国今天早已拥有了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大飞机产业。同样，依靠新中国前四十年在集成电路和信息产业方面的积累，本来今天中国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领先世界的芯片产业。然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与破坏，使除了高铁、航天等少数产业外，包括大飞机、汽车、化工、制药、芯片、操作系统在内的各大骨干行业都遭受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破坏，使今天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不仅仅相对落后于80年代初的中国（即保持当时的发展势头到今天的状态），甚至绝对落后于当时的中国。

以运十为例，参与运10研制的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任治侯同志介绍，为运10飞机研制的三钉(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而据运十总体设计参与者、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周济证实，当年运10用的机体材料，几十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搞不出来了。运10开始试飞用的发动机仍是B-707(PW)的JT3D，运十研制期间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发动机(涡扇8)，与运十当时使用的涡扇发动机JT3D―7的性能相当。现如今，制造915发动机的工厂现在早已转产，为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生产汽车配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伪装成的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公知们说，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还不彻底。公知伪装的五毛们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包括国企私有化等等政策，已经让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等特朗普以中国经济侵略美国和世界的借口和中国打贸易战、金融战时，极少数中国官员才明白这些公知伪装的五毛从2011年开始鼓吹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些公知伪装的五毛鼓吹，为了使国家强大挑战美国，要继续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模式。

早在90年代初开始，许多爱国学者及以马宾（建国后历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代表的党内老革命家都主张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大力发展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争取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

而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这种做法。林毅夫于2000年6月公开发表的《信息产业发展与比较优势原则》一文中建议：

【IT技术的研究开发目前主要集中在美、欧、日本等高度发达国家，主要元件像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的生产，除了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外，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和经济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台湾省也占有相当的份额，至于发展中国家在IT技术的生产上一般只是最终产品如计算机、键盘、显示器的组装，和外壳或一些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当核心技术开发出来后的大规模生产上，所需的资本投入仍然很大，但和研究开发相比就小得多了，以计算机的芯片为例，每条生产线的投资大约要10多亿美元。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简单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则相对来说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我国还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和IT产业的几家大公司竞争，研究开发他们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产品。……我国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因此，现阶段在IT的硬体产业中的定位应该是大力开发以组装为主的产品】

林毅夫认为，

【违背一国的比较优势去进行产业和技术上的赶超，结果总是欲速则不达。……我国发展层次还很低，所以很容易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拔苗助长是要不得的。绝对不能一时头脑发热而不顾经济全局，孤注一掷地举全国之力于少数几个我国目前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这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够多的了。】

林毅夫还拿韩国三星的芯片来吓唬中国：

【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通常和三星电子相似，追求等级较高，资金密集程度超过其资源秉赋的技术和产品，必须依靠外债来补充其国内资金之不足，结果利润率较低。在1997年时，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当国外的金融风波一起，外国银行和投资者看到韩国企业利润率低，对还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给予新的信贷，并开始回收资金时，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状况，韩国经济也立即应声而倒，出现危机。……在1997年开始的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受创最重的经济，其原因是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秉赋结构的产业，结果，生产的产品的成本较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成本高，在市场竞争中盈利能力低，甚至亏损严重，导致高额负债，当国内资金不足时，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在其它国家发生金融风潮时，也就难逃骨牌效应的影响，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伤害。】

今天来看，如果韩国当年不是因为在芯片技术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天手机业务萎缩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今天继续保持发达国家地位？自始至终，韩国、日本、德国及美国政府没有采纳林毅夫之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建议，而是采用政府扶持赶超+高关税的李斯特模式发展自己的核心产业，这是他们能够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进程来看，当年的中国接受了吴敬琏、林毅夫们的建议，而否定了马宾、高梁等人的建议。除了铁路和航天两个领域外，当时中国绝大部分掌握核心技术的体制内骨干，都在新自由主义势力打击、摧残下流失。在80、90年代，中国许多本来生机勃勃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项目被人为地废止、下马。在当时国企联想发展路线问题上，柳传志也赶走了倪光南。这是中国IT行业无比悲哀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中国今天只有一个华为的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从世界各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一味治疗中国“芯”痛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