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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改革进行时 —— 承认私有化、取消“实现共产主义”

2018-7-29 10:53|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4590| 评论: 0|原作者: 羽佳|来自: 土逗公社

摘要: 7月21日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宪法草案,接着草案就将交付全国民众进行三个月的讨论、修改然后进行全民公决。古巴现行宪法于1976年通过的,按照哈瓦那大学法学教授埃斯特达拉的说法,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西半球迄今唯一留存的一部宪法体系”。

新航路?船长已换,但舵手仍在……

在修宪之前,古巴也开始进行了领导人的新陈代谢。2018年4月19日上午,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Mario Díaz-Canel Bermúdez)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担任这一职务的“非卡斯特罗家族成员”。在此次古巴国家首脑的更替中,迪亚斯-卡内尔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唯一候选人,在投票中,获得604名代表的603张选票,很有可能是作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他本人未曾给自己投票。


不少媒体曾在迪亚斯-卡内尔接掌国务主席之职时,将人事变动称为“卡斯特罗家族时代“的终结,譬如Euronews.com的文章标题就是“古巴新时代的黎明,迪亚斯-卡内尔掌握政权”(Dawn of a new era in Cuba as Miguel Diaz-Canel takes charge),并且古巴的政治经济政策走向有诸多猜测,但是目前的形势变化和发展看来,显然他们的期待为时过早。



谁是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Mario Díaz-Canel Bermúdez)?对外界来说,直到2013年迪亚斯-卡内尔出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时,他仍然并不怎么为外界所知,不仅是西方媒体对他了解甚少,甚至是拉美的左翼政治界对他也所知不多。


迪亚斯-卡内尔1960年4月20日生于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父母分别是工人与小学教师。因为出生于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的“新古巴纪元第一年”,当之无愧的“革命之子”。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古巴时曾经当面问他对古巴革命的看法,他坦率地说我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出生的一代,你们应该问问那些参与过革命的人。


1982年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根据古巴兵役法他加入军队三年。1985年退役后,他在拉斯维利亚斯玛塔阿布雷乌中央大学(Universidad Central Marta Abreu de Las Villas)担任教授。1987年,他进入古巴共产党青年团系统,曾在担任在比亚克拉拉团委书记时前往尼加拉瓜执行国际任务,当时执政的尼加拉瓜桑迪诺解放阵线正在与美国里根政府支持的反共游击队进行血腥的内战,古巴对尼加拉瓜的支援至关重要。1993年他开始转到古巴共产党内工作,同年当选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一书记。2003年就任古共奥尔金省委第一书记,并进入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年仅43岁的卡内尔是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2009年5月,被任命为古巴高等教育部部长。2012年3月,被任命为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所以,迪亚斯-卡内尔是一个标准的出身清白、体制内按部就班但又是重点培养、年轻化、知识化的接班人。


根据外媒报道,官方简历中未曾提到的是,迪亚斯-卡内尔在青年参军期间其实担任过劳尔·卡斯特罗本人的私人保镖,所以自那时起他就已经结识了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们的家人,并且与劳尔·卡斯特罗建立起相对信赖的个人关系。


(2018年3月,迪亚斯-卡内尔与第二任妻子(图中其左侧)参加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


作为个人,一方面,他在大学期间就是摇滚乐迷,习惯留长发,据其密友介绍他迄今仍然钟情于披头士乐队,偶尔听他们的歌放松; 1993年,他33岁时出任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古巴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他习惯于外出骑自行车,穿着牛仔裤或沙滩短裤;而且他在省委书记任内明确支持LGBT(同性恋平权)运动,这在政治上由共产党执政而民间社会有强烈天主教传统的古巴,也显得非常卓尔不群。近些年来,虽然他身为古巴核心领导成员,仍然经常轻车简从深入民间,开会与外出时随身携带平板电脑,也使他具有现代时尚的特征,没有关于个人的丑闻,所以无外乎外界或者西方对他颇有某种期待。


不过,如果西方期待迪亚斯-卡内尔就成为古巴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有些一厢情愿。迪亚斯-卡内尔个人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的非常强硬。在他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后的演讲中,他表示自己将承担起确保所有革命者都忠于菲德尔与劳尔的革命遗产的责任。同时,在一些古巴领导层的内部谈话中,他明确地说,是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与制裁,古巴没有义务做出主动的屈从。而且他就任国务主席的这三个月来,无论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上仍然“萧规曹随”,未有太多个人表现的地方。


劳尔·卡斯特罗在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后的演讲中明确表示,自己虽然卸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行政职务,但在未来三年继续担任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同时也是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也就是说已经87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至少在未来三年内仍然是古巴的最终决策拍板人。(他在2016年再次连任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其任期正常将于2021年结束,到那时1931年出生的劳尔·卡斯特罗将年满90岁)。最近古巴政府接见金正恩特使、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洙庸,在程序上和发言上明确以劳尔·卡斯特罗为古巴最高领导人,而迪亚斯-卡内尔这时的表现得仍然像是”陪伴在劳尔大师身边的弟子“,而非是一国首脑。而且劳尔·卡斯特罗强调三年后将卸任党的第一总书记职务,由迪亚斯-卡内尔接任总书记职务;但也强调如新修订的宪法规定计划迪亚斯-卡内尔只担任两任十年国务委员会主席,所以这是明确的指定接班。


此外,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老龄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老同志们仍然在发挥“积极作用”。2011年六大的时候,古共政治局只有三名政治局成员年龄小于65岁,其中就包括迪亚斯-卡内尔,当时就在提年轻化问题,201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政权大会上新调整的国务委员会31名成员中有17名新人、包括13名女性,平均57岁;2016年古共七大上,劳尔·卡斯特罗就明确讲今后新任中央委员年龄不应超过60岁,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应超过70岁;不过劳尔本人和古共第二书记马查多·本图拉都已经80多岁,原政治局委员15人除已去世和因病去职的3人外,其余12人全部保留,虽然新增加的5名政治局委员和55名中央委员年龄均不到60岁。迪亚斯-卡内尔直到六年前的2012年才担任相当于副总理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所以他迄今仍然缺乏在中央政府级别操控局面的历练,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和他完全合作顺畅和信任有加的团队。此次,7月份召开的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了迪亚斯-卡内尔的新内阁名单;在这一名单中,他保留了大多数原来劳尔任命的部长们的职务,其中包括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贸易部等多数重要部门的部长;只有一个重要岗位进行调整,就是1961年出生的政治局委员、经济政策委员主任马里诺·穆里略(Marino Murillo),而穆里略年龄和他相仿,几年前也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劳尔·卡斯特罗的潜在接班人。当然在宪法改革后,穆里略是否可能会出任其他重要职务仍然有待观察。所以,即使劳尔决定到时2021年完全退下来,但是如何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们,劳尔此前建立的领导班子协调关系仍然是迪亚斯-卡内尔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劳尔的路线图,也看不到有任何试图放弃古巴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想法,即使迪亚斯-卡内尔本人在亲见苏东剧变的悲剧后也会对西方提出的路线图有所警惕。



所以,可预见在未来的至少三年内,劳尔·卡斯特罗仍然将是“格拉玛号的舵手”,至于三年后迪亚斯-卡内尔能否完全掌握政权,会否有其他变化,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在决定古巴未来的“代际交换”之中,劳尔同志对于接班人显然是“扶上马送一程”,而且甚至不排除最后可能有“白帝城托孤”之举。


21世纪的古巴面临着比当初20世纪革命时可能更为复杂和混乱的局面。劳尔·卡斯特罗们显然希望能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如今,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在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岌岌可危之时,在拉美左翼运动全面退潮之际,面对全球范围内新保守主义思潮卷土重来,后退已无退路,前途又是扑簌迷离,古巴未来何去何从,还有待观察。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古巴已不会再是1958年后的那个“红色孤堡”。


历史,辉煌而可叹

还有半年就将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了。谁又可曾记得,1959年1月1日,经过三年的游击战,年轻的左翼游击队领袖们以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巴蒂斯图塔政权。当反抗之子们进入哈瓦那时,整个古巴岛国载歌载舞欢迎着他们,老者向上帝祷告,不知弥赛亚是否降临人间,但少年们憧憬着新世界,我们就是“新人”。


古巴革命就此赢得了胜利,甚至那些胜利的缔造者们都未曾料想桂冠会如此这般迅速就落到自己的头上。那一年,费德尔·卡斯特罗33岁,切·格瓦拉31岁,劳尔·卡斯特罗28岁。我是古巴,我是解放……”



自此之后,这个距离美国本土不过90海里的拉美”红色孤堡“,这个西半球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来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经受着武装干涉、封锁、袭击、制裁、饥饿、暗杀与抹黑,坚持至今。古巴已经成为了拉丁美洲乃至整个南方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斗争追求进步解放的象征。


而且,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昔日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有过的个人崇拜、官僚化、集权、僵硬、腐化乃至虚伪,拉丁美洲的古巴和其领导层相对显得更为率真、热情、自由、平等与开放,也更具有人情味,手上的血更少一些,离历史恩怨更远一些;这使它在流派复杂和宗派极强的国际左翼阵营中,无论是毛派、托派、斯大林派甚至一些社民派中,总能赢得一定的支持与同情,成为基本认可的共同左翼符号,也成为了国际主义左翼与激进反抗资本主义力量的“朝圣之地”。


在21世纪的今天,古巴仍然是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唯一一个消灭了饥饿的国家,人均78.3岁的预期寿命、99.9%的识字率和接近1.8公顷的人均生态足迹使它成为全球唯一符合世界自然基金会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古巴名义人均GDP为7815美元,由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宅供应基本福利保障和政府补贴的低廉民生商品,古巴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了22237美元(中国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为18000美元),早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同样让它成为亚非拉南方世界屈指可数的“进步标兵”。


形势总是比人强。1959年革命本来是一场争取基本民主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民众运动,在冷战背景下促使古巴革命不断发展,最终建立了一个一党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这既导致古巴面对美国严厉封锁与干涉,又获得了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古巴也承担着与其实际国力并不相称的国际主义义务与地区强国的责任。1990年代之后由于整体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与经典意识形态的衰弱,作为原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份子古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前所未有的孤立;虽然美国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度在拉丁美洲遭遇普遍性抵制,而形成了以委内瑞维拉、巴西和阿根廷为首的拉美”粉红集团”使古巴得以在地区内部得到支持,但是随着“粉红集团”中部分国家陷入困境与美国支持的保守主义阵营重获胜利,古巴又面临着不得不变的局面。“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在苏东剧变此后的近三十年中,古巴经济发展起伏不稳、步履蹒跚。虽然主观上领导集团仍然努力保持着基本的社会发展的进步成果,经济上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85%的劳动人口仍然在国有部门与农业合作社中工作,但是,”变革之轮“已经启动, 私营经济越来越成为古巴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早在2012年,时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现任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的埃斯特万·拉索·埃尔南德斯(Esteban Lazo Hernández)就曾经说过,古巴的私营经济成分要在5年内从5%上升到40%-50%。


当然六年后的今天,这一目标远未实现。但未来的古巴,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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