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的一种基本形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思路，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的路径设计。当前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混改”），在“为何混”“如何混”等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是国企具有垄断地位及特点，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实现，在混改过程中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提出要将国企私有化；还有人提出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此外，由于国企混改在操作层面尚缺少规范性、制度性细则，对有效率的国企和效率差的国企进行改革时，不加区分，不做详尽分析，一概而论等做法，都导致国企混改面临诸多问题。实际上，这些争论及其改革困境涉及国企混改的深层次问题，即国企混改背后隐藏着的国企混改应该坚持什么标准的问题。

国企混改的根本目的是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国企生产力，而不是借混改之机削弱国企，甚至将国企私有化。坚持生产力标准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改革标准问题上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推进国企混改应该明确坚持的根本标准。当前关于国企混改的理论之争以及推进过程中的诸多困境，都显示出生产力标准有被淡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容易导致国企混改偏离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最终还会影响国企混改的实效性。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坚持生产力标准来推进国企混改的政策主张，这对于破解国企混改争论“迷局”，凝聚国企混改共识，防止国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误区，从而稳妥推进国企混改，具有重要意义。

Part.1、准确理解国企混改的科学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国企混改的几条原则：第一，国企引入其他资本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第二，通过国企混改这个形式，要有利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要从所有制性质上区分我国国企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企”的不同，认清我国国企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这是我们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企改革的科学前提。第三，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包含三种资本类型，不仅有国有资本与非公有制资本，还有集体资本。也就是说，除了国有资本与非公有制资本相互交叉持股外，二者还可以和集体资本相互交叉持股，通过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相互交叉持股、国有资本与非公有制资本相互交叉持股以及国有资本之间相互交叉持股等多种形式，促进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增强经济活力，实现原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些重要论述再次阐明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功能定位、产权保护、政策待遇上的基本原则。

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鼓励”：“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鼓励”，而不是“必须”。“鼓励”可以包括态度上的支持、行动上的促成，具体地说，可以是某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在融资渠道的拓宽上给予政策支持，在负税上给予政策优惠等。但这里的主要意思在于，非公有制企业只有在有需要、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去做这些事，国家才会鼓励、给予必要的支持。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强调非公有制企业自身发展模式的方向也是混合所有制，意味着同样鼓励公有资本加入非公有制企业。最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重点是鼓励参与，“参与”不是“主导”，更不是利用“参与”变成国企的控股主体。可见，从这里得不出通过国企混改达到去国有化目的的结论。因此，必须准确理解国企混改的科学规定，反对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片面解读国企混改的意义。

Part.2、正确理解国企混改的现实意义

1.国企混改要有利于提高国企效率、增强国企竞争力

效率和竞争力是企业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二者又密切相关。企业效率是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助于企业整体竞争力的增强。通过混改进一步提高国企效率，进而增强国企竞争力是坚持生产力标准、推进国企混改的内在要求。因此，应该优先对效率低下、效益不好、竞争力较弱的国企进行混改。然而，在现实推进混改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靓女先嫁”的呼声和现象，即首先将一些效益好、效率高、竞争力强的国企进行混改。例如，在央企混改层面，中石化对旗下的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实行混改，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在地方国企混改层面，贵州茅台、五粮液等国企也纷纷引入战略投资者，开启混改热潮。中石化、贵州茅台、五粮液等都是目前我国经营管理水平较高、效益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国企，而且油品销售板块一直以来都是中石化的优质资产，贵州茅台、五粮液也都是行业龙头领军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优质国企、国资实施混改，虽然对于非公有制企业来说具有较大吸引力，比较容易推进，但这种“靓女先嫁”的思路和方式却偏离了国企混改的目的，不仅无法解决国企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反而有可能从根本上弱化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国企混改走偏方向。

关于国企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两种负面声音：一种是“国企低效论”，认为国企天然具有低效率的特征，并借此主张通过混改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种是“国企全面退出论”，认为国企缺乏市场竞争力，主张国企应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这两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误区，而且对于当前我国推进国企混改也有严重的误导。

关于“国企低效论”，首先，“国企低效论”的观点往往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截取国企某一发展阶段中的特殊指标，对国企的经营效率进行孤立的、片面的、割裂式的衡量和评价，进而得出国企效率低下的结论，并将其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企业性质本身，而用企业性质作为企业效率低下的唯一的、根本的解释，这在研究方法和理论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其次，对于我国国企的效率问题应该作客观、全面的考量和评价。企业的效率是多层次的，我国国企的效率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经营效率外，更加体现在国企的社会效益和制度绩效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始终保持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企功不可没。与当代资本主义相比，这也是我国国企在制度方面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今天面对的大挑战，包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世界中不断生产的贫困）和‘公共产品’问题（那是人们一起共享的，如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将几乎肯定要求一系列推动我们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第三，国企的经营效率与企业性质并无必然联系，企业性质与企业经营效率之间也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后，即便是以国企效率低下为由，也得不出需要通过混改、将国企私有化的结论。国企混改的根本目的正是提高国企效率，最终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而不是通过消灭国企本身来解决国企的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