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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利润至上的世界里,太累、太难

2018-8-8 00:51|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2271| 评论: 2|原作者: 老田

摘要: 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作,迫切需要民众的认同,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普通民众也认定除此之外别无正确路径,让全民都坚定地将此奉为真理,就像全民都上了鸦片的瘾一样,这就是主流经济学这些年来着力经营的“全民鸦片瘾”。

一、资本社会里人的异化:生产者利益反对消费者利益

  利润越是正确,对生活成本的掌控越是全面,活不好的人口数字就会大大攀升,这其实就是中国四十多年来新构建出来的一般人的生存境况。在这社会里,成功的少数,永远是由不成功的多数来陪衬的。

  程勇最初作为一个不成功的商贩,因为在生产者角色地位上的不成功,未能攫取足够的金钱,结果,不仅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家庭还有老婆,最后也没有留住自己挚爱的儿子。看起来,程勇作为不成功的生产者,未能对“利润攫取过程”做出足够的贡献,这不仅使得他难于成为合格的消费者,甚至还难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在资本社会的利润逻辑之下,一个人的合格性主要是与利润实现能力和分红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达不到配做人的条件。

  每个人的生存,同时还必须是消费者,在这里每一个消费者,都受到攫取尽可能多利润的生产者的抑制。靠吃药续命的白血病人群体,看起来像是纯粹的消费者群体,而购买力不达标、不合格的消费者就不配享有生存机会,这通过故事设计格外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在资本全面掌控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成功还是不成功,主要是与他对利润做出的贡献和获得相应分红的状况来决定的。由此,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有足够购买力的、合格的消费者;甚至于作为人的社会角色的合格性,都要由他的利润贡献度和分化状况来检验:正因为如此,资本社会中间,对人的异化改造,首先在于生产角色(要参与到利润榨取过程中去还需要就此获得成功)与消费角色的分离。而一个人作为生产角色的行为选择,需要承接消费角色地位上的压力传递——需要卖力地去争取成为一个成功的生产者,否则就成不了合格的消费者。如同主角程勇那样,因为卖印度神油的不成功,结果连店面房租都交不起,家庭也保不住。正因为如此,人作为生产者首先要承接“追求成为合格消费者”的压力,去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追逐利润的生产者逻辑,就这样,资本和利润逻辑就被个体潜在地正当化和内在化了,主动选择成为利润生产和实现链条上的一个“合格螺丝钉”。

  生产者的利益诉求与消费者利益诉求不兼容,这是资本社会人性普遍异化的起点和最牢固基础,由此,不成功的生产者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生产者利益诉求中间,合法的利润实现具有最高正确性,这是资本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逻辑,由合格消费者要求去先在地界定生产者的追求和方向,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同时,资本追求的利润逻辑渗透到政治和法律秩序内部,也成为唯一具有正确性的司法逻辑:谁不尊重利润实现的逻辑就要受到司法制裁。

  在这里,一个成功的生产者总是联系着多数失败的消费者,利润攫取机会的稀缺性,决定了生产者角色与消费者角色的冲突程度。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成功机会,那当然就皆大欢喜了。但是,成功机会从未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成功机会越是稀缺,成功的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压榨力度就越是难于容忍,少数人妨碍多数人的状况就越是明显。在资本社会里,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分化和对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肯定会被彻底消解,这种服务精神即便偶然被激活,看起来也无济于事,正如张常林教育程勇所嘲讽的“你还真的治得了穷病”。

  在资本社会中间,生产者角色反对消费者的基本利益的状况,个人作为生产者要服务于利润创造并由此获得分红机会,这不仅造成异化,还显著地压制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为利润而生产的逻辑,替代和压制了“为人民服务”的逻辑,越是人均资源不足,就越是显著地抑制了生产扩张的潜力,更高地造成了异化。

二、在利润很正确的资本社会里当一个病人

  在中特资本社会中间,一切服务和产品的生产都围绕着利润目标而进行着,这个近四十年来构建的新状况,已经是一切人工作和生活的主要背景了。除了少数人在少数时候能够偶尔挣脱之外,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得服从利润的逻辑,而且,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业已按照利润逻辑进行了重新打造,连我们的头脑也被较为彻底地规训为信仰利润才具有唯一正确性了。

  资本统治社会的深化,根本上完成了对人们生存成本的重组,格式化了我们的头脑,用利润攫取逻辑去改造一切生产过程,结果是清楚的,这固然塑造了一些成功者,但更多被塑造出来的是失败者。在今日中国,除非特别有权或者特别有钱,活着都已经不那么轻快了。

  程勇作为失败的生产者,与白血病人这个纯粹消费者群体困境相遇之后,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就展开了。程勇开辟了从印度走私仿制救命药的地下通道,获得了仿制药的中国代理权和定价权。由此,改变了从前那种失败生产者的地位,走上了发财致富的道路,这是故事的上升波。

  按照海外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逻辑是攫取各种“经济租”或者“垄断租”。如果从过去四十年来我国资本的构建经验看,利用各色垄断条件去扩大租金数额,是最主要的努力方向。能否开辟攫取“经济租”的机会,对于一个成功的生产者而言至关重要。程勇亲赴印度寻找货源,开辟走私通道,打造地下分销网络,然后,通过这样的“走私渠道垄断”,找到了一个攫取经济租的机会,然后就改变自己的不成功生产者地位。

  程勇的成功是偶然的例外,主流医疗事业是最典型的买卖方信息不对称市场,卖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榨取买方的剩余价值,并提高经济租租额,如果再叠加了各种行政管制的加成,就更有利于在普遍的经济租租额基础上,方便地加上垄断租额了。在今日中国的医疗市场上,优质医疗资源(各地各种名牌大医院)具有较为显著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实际上的卖方市场地位,因而也就拥有实际上的单方定价权。这些大医院在医疗市场上起到一种价格领袖的作用,透过拉高定价的方式,落实信息不对称所隐含的榨取消费者剩余价值的潜力。这是与程勇相对照的主流医疗事业攫取“经济租”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政管制机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站在消费者一边,管制各种榨取消费者剩余价值的定价方式,遏止经济租的扩大;二是反过来参与进去,帮助促进医疗卖方实现更快速更大规模的榨取。就目前来看,后一种是主要的和长期的努力方向,前一种努力方向主要停留在口头上。撇开圈钱勾结的小圈子套路不论,其实还可以务实地追问一下:在利润很正确的舆论氛围中间,行政管制拒绝与利润合谋的可能性有多少?换言之,在医院基于信息不对称营造的攫取“经济租”链条中间,行政管制机构的选择,更多的是去创造“经济租”加成条件,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如此,才在医疗行业中间实现了惊人的GDP数字大跃进。1978年中国用110亿元的卫生事业费,有效地覆盖了90%以上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到了2017年同一个费用数字膨胀了470倍之后,80%以上人口失去了曾经很有效的低成本低水平保障网络,“看病难吃药贵”成为大多数人口的一个沉重负担。

  中国“新三座大山”的重新崛起,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租和垄断租不断提高的过程,民众生存成本被日益拉高,大多数人挣不够体面生活的收入。其中,住房是土地区位的自然垄断叠加了行政垄断,还得到金融资本的鼎力扶持之后,很短时间内就拉升到绝大多数人不敢仰望的高度上。今日中国教育的易得性增加,但对于个体和家庭有意义的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个人向上流动的高升学率名校教育,却是稀缺资源,其购买价格也一样是处在绝大多数人口无法企及的高度上。各种“大山”作为经济租的榨取路径,多体现出行政管制加成市场垄断地位,帮助实现经济租的最大化榨取,结果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经济租攫取力度,超过大多数人口最高负担能力的状况。

  《我不是药神》通过对主角程勇的故事展开,真实而具体地揭示了在当前社会里,利润很正确,经济租攫取很顺利,但个体的生存却十分不易,活着太沉重了。电影的故事相对丰满,能够成功地激活观众自身的工作和生存体验,在情节展开中间,让观众深切体会到“利润很正确”VS“活着太沉重”的严苛对照。而利润的正确性,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掌控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存成本,还成为政治和司法的唯一正确标准,甚至还是我们头脑思考社会状况的唯一标准,正是因为利润唯一正确这个隐含的政治法律逻辑,使得程勇不得不被抓、被判,在得到宽大之后还蹲了三年大牢。

三、被规训的头脑: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

  沃勒斯坦在《历史资本主义》一书中间,用了这样一些鲜明的标题来讲述资本主义的特点:万物商品化、积累政治学、作为鸦片的真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一切都商品化了,事关人生存机会的医疗和药品也是如此。同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作,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需要被改造为保护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同时出于降低司法和制度维护成本的需要,迫切需要民众的认同,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普通民众也认定除此之外别无正确路径,让全民都坚定地将此奉为真理,就像全民都上了鸦片的瘾一样,这就是主流经济学这些年来着力经营的“全民鸦片瘾”——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方式不仅能够促进GDP数字高涨,还将有助于一切人的福利改进;而保护私有产权和专利,是保证技术创新有序进行的关键。一句话,没有对于资本家和利润实现的可靠保护,就没有技术进步和GDP高涨和全民福利改进。这样的鸦片真理推销过程,肯定会把个体作为利润生产链条上“合格螺丝钉”的角色体验,结合进去并产生说服效果。

  鸦片真理的推销事业成就,也体现在《我不是药神》的观后感中间,一些人之所以表现出极端信奉“鸦片真理”的状况,认为如果没有对专利和垄断价格的保护,药厂就不会愿意研发新药,“格列宁”就不会产生了。作为鸦片的真理中间,最受到信奉的逻辑,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生产中间投入最大宣传成本的逻辑,这些意识形态认为各种经济租的存在,是为了让企业投入产出能够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没有了利润企业就不会生产和研发,人类就要完蛋了。应该说,基于技术发明创造的技术垄断地位所支撑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获得的定价权和技术租,算是最符合资本社会意识形态生产逻辑的最后一根稻草。换句话说,在攫取经济租的利润逻辑中间,开发新技术和由此形成垄断地位及其租金攫取,是仅有的一种“外部性为正”的状况。

  即便如此,真实的技术发明过程,新产品技术的成熟,都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投入与开发过程能够涵盖的了,不是一个孤立的追求利润单位所能够“内部化”的了。就拿治疗白血病的神药格列卫来说,在理论方面就沉积了前人130多年的认识进步过程,而在新药开发二十多年的历程中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先期投入,相当大一部分成本是在企业外部的政府投入过程中间完成的。这个状况,恰好说明私有企业或者各类以利润追求为最高目标的生产方式,都不再是支撑技术进步和人类福祉提升的合理制度了。

  这一点尤为明显:不仅仅生产及其产品后果是高度社会化的,而且真正的技术进步过程其实也早就高度社会化了,用私人化的利润目标去统合技术开发和生产过程,其局限性被日益放大了,很难“内部化”新技术开发所需的理论认识进步和技术开发不确定性。在这里,最符合意识形态对技术租的正当化辩护的技术垄断租金方面,也明显呈现出说服力的严重不足,相反,现在应该务实地反过来看问题。

  更何况,信息网络和大数据的兴起,恰好可以在另一面支持集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合作过程,有利于生产者在患者和医疗机构积累的大数据信息基础上,选择更合理的技术路线,窄化技术开发选项,缩短开发进程并降低失败风险,一句话,有助于低成本实现新技术的突破。但是,只要是资本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间,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利益分离的藩篱打不破,高度合作的技术路线在现实中间就无法成立,甚至此种新的技术开发路径——大量应用病患信息去支持新药技术开发——在伦理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技术开发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实际上是过时的生产方式中间在起阻碍作用,放大了成本和风险,同时还降低了新技术的成功率,这显著不利于合作水平提升和新技术开发成本的下降。

  古巴抗癌药品的成功开发路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实,古巴仅仅由于能够实现新药开发与病患需要的紧密结合,排除了利润逻辑,就取得了较大成绩。实际上,由于古巴人口基数较小,其新药开发能够得到病患信息数据还很有限,如非如此,还能够更显著地提高新技术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四、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容:破碎且不连续

  对于人自身而言,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穷病”普遍化了,更为严重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内容,都慢慢地成了稀缺品。甚至,亲情也日渐稀薄且难以维持了,做人的基本尊严也成了稀缺品。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穷人,在人生意义或者价值生产领域也变得日益穷困了,有时候甚至是不得不自己出手,主动割断亲情以免自己成为家人的拖累。

  意义生产的穷困,不仅表现为稀少和难以得到,还表现为欠缺合理的表达方式。在电影中间,亲情、血脉传递、人的尊严等等,看起来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需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的表达,缺乏像利润生产那种明晰连贯的表达方式。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容,相对于利润生产的逻辑,不仅在现实社会中间被边缘化,连通过故事去想象和表达出来,都显得破碎和不连续了。

  在电影中间,一个白血病人黄毛,为避免成为家人的负担,不得不离家出走并且决绝地断开与亲人的联系,这种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很难进行评判。等到他有了希望之后,并受到程勇的劝说,才打算回家见见父母亲人,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回家去,在他的遗物中间留下一张买好的回家火车票。

  白血病人吕受益原本打算自杀,避免拖累家人,因为看到儿子降生,由此激发了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曾经奢望过“说不定可以看到小家伙结婚”。为此,他去动员卖印度神油的程勇,开辟印度仿制药的走私通道,等到走私廉价药渠道被截断之后,生存的希望断绝,他为避免进一步拖累家人,带着对妻儿的无限眷恋跳楼自杀了。

  有一次程勇喝高了之后,坚决要求送思慧回家,不对称的地位落差,使得思慧难于拒绝,在最后阶段,程勇放弃了。这个情节,似乎隐晦地写出,人的尊严是何等稀缺,尤其是存在着“有求于人”条件下,人的尊严是很难维护的。似乎仅仅因为程勇的良心发现,才自上而下地给出了对思慧的尊重,这个令人心酸的情节,其实反映出资本社会中间,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下层人士的尊严往往操在上层人士手上,是否能够得到起码的尊重,要视上层人士的选择。

  程勇在参加了吕受益的葬礼之后,走过白血病人排成的队列,被对生命的敬畏这种非主流情感强烈刺激,还因此激活了对生命的敬畏,重新捡回走私廉价仿制药的路子,再服务于白血病人的生存希望,由此,埋下了被法律制裁的隐患。在去监狱的警察上,程勇看到了很多前来送行的病人,他似乎由此收回了“心理报酬”并收到了源自人生意义网络的显著激励,甚至他还看到了死去的黄毛和吕受益,都站在送行人群里跟他对眼神,看起来,一个人对生命的敬畏和由此付出的服务,所能够得到的心理报酬,可以跨越“阴阳两隔”的那种距离。

  人生意义网络的编织和对心理报酬的意外体验,相对于真实社会中间利润逻辑的强大和唯一正确性的压制,通常是很难有机会编织和营造出来的。程勇参与这个人生意义编织过程,先是出于一个不自觉的选择(希望借此挣钱发财),然后走向了自觉(贴钱做走私),最终倒了大霉,说明现实社会中间超出利润逻辑去关注人的需要和人生意义网络,只能够是极其偶然的意外状况。

  在电影情节中间,白血病人整日“计钱续命”——哪一天没有钱,那一天就很快没命,廉价走私药“格列宁”的到来,才延长了病人活下去的希望。正是因为人的生存境况如此严酷,就不得不高度质疑到利润的唯一正确性逻辑,各色人等也都不得不对生命和生存机会表现出起码的敬意。主角程勇如此,曹警官如此,乃至于法院量刑也需要给予从轻或者减轻考虑,这样的情节安排,故事编导也许原本是希望由此顺利过审,但是,却较为含蓄地凸显出各色人等“对生命本应该有的敬畏之情”,并由此对照出利润逻辑的强大性。有人指出,此种处理方式是对“大圆满结局”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妥协,但由于此种客观对照的存在,就有了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感,此种淡化和妥协安排不仅没有损坏主题,反而深化了主题。

  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原本应该是人类各种制度的唯一旨归,但由于受到强大的利润逻辑正确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敬畏变成了偷偷摸摸的行为,变成了那种不绝如缕的清风,去悄悄地滋润人们日渐枯竭的心田。这个故事中间近乎没有坏人,包括警察也偷偷表现出尊重生命需要,但是,正因为如此,恰好在反面凸显出利润唯一正确的逻辑之强大。

  看起来,要戒掉沉迷于“鸦片真理”的“烟瘾”,让思想冲破牢笼,现在有了空前的重要性。追问和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需要,追问这些需要有没有更好的路径,认真思考有没有利润逻辑主导下的其他路径,这看起来日益重要。或许,这样来思考的人多了,程勇“做好事进监狱”的悲剧,才会被终结,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需要,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尊重和满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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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sisisansan 2018-8-14 22:01
庸俗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稍后时期。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术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由此可见,每当我们听到“美好”之说,就需要留意其受用的主体是谁。
引用 franklu321 2018-8-8 19:08
资本主义社会这要归咎于邓小平右派复辟,而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更是权贵资本主义走向的必然土壤。邓小平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者的右派份子,而江泽民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腐败老老虎总调度,他们混入党内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必然所在。党内有浑水摸鱼的假共产党员,在公务员系统里基本上都是见利忘义的教条主义随大流货色,阶级斗争一直存在!

我不是药神是部很好的电影,上海肿瘤医院资产阶级,抗癌药厂完全资本主义。我不是药神第二部(我不是光棍)已经筹拍,讲的是一线城市大龄汉子买不起房子沦为穷光棍以及彩礼,礼金,物质金钱等衡量恋爱的资产阶级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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