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沃尔玛工人罢工 图片来源：http://solidarity-us.org

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后，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受到打击，传统的工会斗争形式面临严峻危机，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低谷。通过建立民主的组织结构和实行普遍的会员教育，智利工人建立起拥有强大组织力量的工会，同时也抑制了工会斗争官僚化、精英化的倾向，为智利工人展开持续斗争注入了不竭的力量。

引言：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

2006年11月，在经过几个月秘密的组织和动员后，智利沃尔玛仓库工人掀起了一场罢工，罢工的缘起是仓库管理层无视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诉求，200名工人参与了这场罢工，工人们占领并封锁了仓库的出入口，导致仓库员工和车辆无法进出，从而使整个仓库的运转陷入瘫痪。公司很快对罢工作出回应，在警察的帮助下对工人进行镇压，并试图通过在工人内部制造分裂重新夺回对仓库的控制，面对厂方的进攻工人开始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他们分成多个小队持续骚扰仓库电力系统的运行，破坏仓库冷藏系统的正常运转，而仓库中的一半货物都是易腐烂的生鲜商品，必须依赖冷藏系统才能储存。经过工人们持续一个月的激烈斗争，公司终于屈服，同意与工人坐到谈判桌上。从这次罢工开始，智利沃尔玛仓库工会得以建立并日渐壮大，而受到沃尔玛仓库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沃尔玛零售工人也开始了组建独立工会的斗争。

本文将介绍纽约城市大学穆尼奥斯教授2017年出版的《自下而上构建力量：智利工人与沃尔玛的较量》一书，该书介绍了智利沃尔玛工人自2006年以来建立民主工会、与沃尔玛开展工会斗争的经过，智利沃尔玛工人的工会斗争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劳工运动的缩影，对于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劳工运动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与反工会的“堡垒”

通过建立民主自治的独立工会，开展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斗争，智利沃尔玛工人成功地迫使沃尔玛公司做出让步，独立工会得到公司的正式承认，工人的工资福利取得稳定增长，劳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工人们也不再无端遭受管理者的刁难和辱骂。考虑到智利沃尔玛工人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能够取得这样的斗争成果令人不可思议。

沃尔玛是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非工会化企业，以其坚决的反工会态度和大量雇佣非规范就业工人闻名，沃尔玛每年花费巨资聘请专业顾问制定反工会策略，并对管理层进行系统的反工会培训，通过解雇、诽谤、起诉等各种手段阻挠工会进入，甚至不惜以关闭门店为代价抵制员工建立工会的尝试。美国沃尔玛成立五十年以来，至今还没有任何工会能够成功进入，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沃尔玛。图片来源：搜狐

智利则是全球最早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自1973年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独裁政权以来，智利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推行私有化改革、实施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与此同时智利政府还通过一系列举措打击阿连德时期高涨的劳工运动，包括抓捕工会领袖、制定有利于资方的劳动法、限制工会成立和罢工举行等。这些政策在智利民主化改革之后得到延续，智利工人的工会参会率也从1973年的34%下跌至1987年的11%，并在以后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2013年智利的工会参会率仍只有14%。在这样恶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坚持抗争的智利沃尔玛工人凭借怎样的斗争策略才得以让沃尔玛在他们面前折腰？他们籍以战胜沃尔玛种种反工会策略的力量根源于哪里？

劳工的“破坏性”力量：组织力量与结构力量

穆尼奥斯教授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工人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力量（disruptive power），工人的力量源于其制造破坏的能力（capacity for disruption），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工人缺少足够的社会资源来与资产阶级进行竞争式的较量，不过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维持同样需要工人的合作，因此工人可以通过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迫使统治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罢工最直观地体现了工人所具有的这一社会力量，罢工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力是对企业主的巨大威慑，是迫使企业主向工人妥协的重要手段。

Escondida铜矿工人曾举行为期43天的罢工，智利矿业损失近10亿美元。chilecn.com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工人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她沿用了欧林·赖特的理论，认为工人的社会力量由工人拥有的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所决定，组织力量指的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力量，结构力量指的是由于工人在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关键位置所产生的力量，后者由市场谈判力量和工作场所谈判力量两部分组成。这里作者着重分析了工会的组织力量，作者认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工会的战略能力、民主程度和战斗性水平三种因素决定，工会的战略能力指的是工会根据具体斗争形势设计有效战略的能力，与工会的斗争经验、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数量、动员水平有关；工会的民主程度体现为工会正式民主程序、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和工人对于工会日常事务的参与程度；工会的战斗性水平指的是工会采取直接的对抗性、破坏性行动迫使雇主满足工会要求的能力，有助于锻造工人之间的同志关系、培育工人的集体认同感和阶级意识、树立工人对于自身力量的信心。作者认为，在工人组织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智利沃尔玛工人斗争中最为突出的因素是工会的民主程度，正是凭借扎实的基层民主建设、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以及工会会员对于工会日常事务和重大决策的普遍参与，这些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工会才有底气和资本与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相较量。

在对工人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将工人的“破坏性”社会力量区分为“生产力量”和“符号力量”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工人破坏生产过程的能力，例如罢工、怠工等，后者指的是借助符号手段干扰公司正常运行的能力，例如通过游行集会等方式给予公司舆论上的道德压力。这两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策略，作者通过介绍智利沃尔玛的仓库工会和零售工会这两个案例，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行动策略在智利沃尔玛工人斗争中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