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现状和国防工业建设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49 年底，原解放区的人民兵工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军事工业经过整合，组建成76个军工企业，其中兵工厂45个，航空中心修理工厂6个，无线电器材工厂17个，船舶修造厂8个[1]。上述军工企业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兵器工业只能生产为数不多、质量不高的简单产品，如步枪、机枪、子弹、手榴弹等轻武器和120毫米迫击炮；航空工业只有十几个简陋的飞机修理装配小厂；船舶工业主要修理旧船、改装商船以及建造一些巡逻艇；电子工业则是一些无线电修配厂和私营的弄堂小厂；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更是空白。国防工业的主要原材料如炮钢、工具钢、钢板、黄铜板和制造无烟火药用的硫酸等，以及配套件如电子器件、柴油机零件以及大的电动机等都依赖进口[2]。

从筹建新中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3]同时，党和政府对国防工业现状又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加速国防工业建设，生产精良的武器来装备人民军队，是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国家统一诉求，也使国防工业快速发展显得更为迫切。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持孤立和排斥态度。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公开武装对抗的态势，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抗美援朝战争，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国防工业和与之配套的重工业，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5]考虑到一个大国不能在国防上受制于人，1954年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尽可能不要再买苏联武器，应立足于自己建厂生产。

国防工业属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国防工业起点低，如果选择从头发展，必然进程缓慢。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施行包围、封锁、禁运，即使一般的工业产品和民用技术都无法从西方国家引进，更不用说敏感的尖端武器装备及其生产技术。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政治上进一步靠近苏联，这为新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了外部保障，同时也为国防工业争取从外部引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因此，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良性发展的历史机遇，通过外交途径，从苏联引进国防工业领域大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尤其是在尖端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如核工业、导弹工业领域，就成为当时党中央发展国防工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二、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

（一）与苏联政府签订协议，引进技术资料和成套设备

基于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需要，新中国政府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和之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国防工业，抓住20 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从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加快我国国防工业发展。1951年5月，总参谋长徐向前率领兵工代表团赴苏联方面进行谈判，中苏签订《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型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样品、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7]。苏联政府提供的第一批轻武器图纸资料，从1951年底到1952年6月陆续到达，其他型号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从1953年开始到达。在航空工业方面，1951年1月，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率领航空代表团，赴苏联就航空工业的技术引进行谈判，正式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1953年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的协定和1956年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的援助项目，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项目作了安排。这一时期，我国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飞机、9种航空发动机、5种战术导弹和数百种机载设备的制造技术。在海军装备制造业方面，1952年4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落实我国海军订货和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问题。不久，毛泽东致函斯大林，提出“为了我国海军继续发展，准备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能自己逐渐解决潜水艇、鱼雷快艇、扫雷艇、大小猎号所需之主机及一般材料，以及海军所需之水鱼雷。拟将此项建设工作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因此，请苏联政府帮助我国重工业部建设内燃机工厂及水雷、鱼雷工厂”[8]。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其建造技术予以转让，在我国进行装配建造。1953年6月，中苏正式签订《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我国向苏联订购战斗舰艇81艘以及飞机、海岸炮等技术装备。一机部具体负责从苏联取得图纸、材料和设备，组织工厂建造。“六四”协定是我国船舶工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1959年2月，我国就重点掌握导弹舰艇新技术又与苏联方面协商并签订《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政府向我国提供5种型号的舰艇、2种导弹以及有关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及9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同时将上述导弹潜艇、鱼雷潜艇和2型导弹艇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我国。

在核工业方面，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共签订了6个协定，苏联提供成套设备支援我国建成第一座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向我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我国核工业建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导弹技术方面，1956年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苏联方面同意供应两枚教学用的导弹样品。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苏方开始提供地地、地空、空空、反舰等4种型号导弹的技术资料，我国航空、电子、兵器工业部门安排设备较好的工厂，抽调技术力量，进行仿制。从1951年到1960年十年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武器生产技术资料，按配套的单项产品计算，约有650项[9]。1960年后中苏关系陡转直下，我国在国防工业领域引进苏联技术的工作被迫中断。

（二）聘请外国专家来华直接进行技术指导

在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引进的过程中，除图纸、技术资料和引进工程建设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外,我国还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10]，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过来。从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带来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1，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走专家前，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数在1万余人，其中国防工业领域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占了很大比例。截止到1960 年7月，在我国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当中，80%以上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11]。

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在“一五”期间聘请了847 名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由衷感慨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12]。在舰艇制造业领域，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更为显著。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从苏联购买舰船。1953 年6月中苏签订“六四”协定后，苏联政府组织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150人），他们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13]。在核工业领域，也有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他们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14]。我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人数达640名[15]。同时，苏联专家对我国国防工业领域技术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程、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技术人员和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扩大了我国国防工业技术干部队伍，提高了职工的技术管理和操作水平。在承担军用舰艇制造任务的大连造船厂，苏联专家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到1954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16]。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国防工业设计和施工，是我国国防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采取这种方法，与先在国外进行图纸设计然后拿到国内施工相比有很多优越性：大大减少了现场勘查、资料搜集和图纸设计的往返周转时间，有利于分批发出设计文件，设计与施工交叉进行，并为深入现场解决问题提供了切实保障，从而大大缩短项目建设周期。苏联专家从设计、施工、技术培训到仿制生产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指导和帮助，为我国独立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