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觉醒之初所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对我们来说已如隔世，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的歌谣《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一往无前的气慨，斩钉截铁的声音，仍旧撼人心魄：

天不怕，地不怕，

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拚着一个死，

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

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

我伲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

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当武器，

不胜利，不放下。

1949年后，歌谣创作在工人当中继续风行了一段时间，也为官方所提倡，但内容完全改观。赞美新社会，对党和领袖感恩与效忠，歌唱劳动、生产竞赛，歌颂劳模，批评或规劝领导放下“官僚主义”等等，成为新歌谣的主题，在新民歌运动中达到高潮。这类作品既有发自肺腑的成份，也有上层引导的因素，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作品来说，令人满意或感动的，并不多。尽管工人在歌谣中往往以意气风发的新社会主人的姿态出现，但“主人翁”意识是受限和被扭曲的。官方极力强调的是主人翁“责任感”，而不是工人管理工厂、社会的权力。“劳力者治于人”的事实，就是在这些歌谣中，也是抹除不掉的。

假如把视线转向邻居，读一读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工人诗歌”，我们会看到，官僚层与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表现得特别露骨、夸张和肉麻：

少要慈父领袖操心，

多向慈父领袖报喜。

这是朝鲜工人阶级的

幸福、荣誉和生活的目的！（！！！）

我们的心脏用领袖的思想呼吸，

我们的心脏按领袖的意志跳动！[13]

不管如何宣称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者是全社会的“衣食父母”，但这些傲慢的小资领袖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毫不尊重，而是公然的作贱、驯服、驱迫和折腾。

今天，来自农村的工人也很少再唱山歌，更不要说把工厂生活的场景编入歌中（但把流行歌曲的歌词加以改编是有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群众创作了不少类似于打油诗、顺口溜的当代民谣，也很值得收集。2007年8至9月的香港建筑业扎铁工人罢工期间，一位绰号“四眼明”的工人写作了大量歌谣体的七言诗，如“工人不是做奴隶，工时加长又加长，人工减完又再减，工人肯定心唔凉”、“香港繁荣靠工人，奸商两手染血腥，吸血吸着成十年，大家攞佢来祭天”、“工人仍然心咁坚，不论坚持多少天，不达目的不停步，工人必有出头天”[14]，大概多少能让我们窥见香港“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吧。但总体来说，作为口头文艺的工人歌谣已近于绝迹，不难想像，将来取而代之的，会是更现代形式的工人诗歌与工人歌曲。

七、八十年代的“工人诗歌”

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它在工业、科技、教育、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成就一样，现在往往被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舆论漠视，甚至抹杀。从商业广告和某些店铺的装饰画上，偶尔有被“古为今用”、改造过的毛时代宣传画，但我们未必能够知道，当年那些气势磅礴或生动灵敏的“工农兵速写”、工厂工地或农村生活速写（部分出自专业画家之手，部分是工人创作），清新明朗而富于创意的农民画，以及其它美术作品，曾经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我们很容易想到知识分子所受的政治打压以至人身伤害，但是对新中国大规模和有系统地整理古籍、译介各国进步文学、古典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成绩，我们又知道多少？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与各国工农斗争有关的文艺作品的新译本了。1957年版的《尤若夫诗选》[15]的译笔多么生动感人，今天我们只有粗制滥造的董继平版的译作。假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尼克索、A．斯梯、鲍狄埃、希克梅特等人的小说、诗歌从未被系统地译成中文，今天还有谁来译它？只要看看港台出版物的书目，就很清楚了。此外，80年代以前的文学期刊中零星译介的各国工人斗争的诗歌、小说和其它作品也不少（不过，这些译介工作往往受到上层本位利益、外交需要和政治风向的限制和左右）。现今与将来的工人文艺，仍然能够从这些遗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呢？很不幸，成就微小得多。知识分子要么身居高位，要么在思想言论的禁锢之下噤不敢言。官方文人之丧失创造力，把握不了社会进程，也就毫不足奇了。同时，旧的上层阶级都已消灭，不再成为诗人、艺术家的来源。到了80年代，新生的商人还在从无到有。新一代民间诗人主要发韧于知青和工农。工厂、机关接着成了诗人们的谋生之地。不过，这一代人所写的工厂与工人题材的诗，目前所见不多。

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收集了这代人的一些“工人诗歌”。其中梁小斌和于坚特别值得一提，前者写自己，后者聚焦于各种类型的工人。

梁小斌的三首诗《节奏感》、《前额上的玫瑰》、《一颗螺丝钉的故事》分别写于79、81、82年。作者当时是年青工人。在他眼中，那个时代是另一种“解放”的开始，很有理由（或无需理由）乐观。诗人的情绪是欢快的，他以“现代青年”自诩，“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骑着永久牌新自行车追逐姑娘，干活时“模拟的是圆舞曲的小舞步”。他觉得“祖国”在“滞缓行进”，但是不要紧，“现代青年”有自己“固有的”而又是新的“节奏”，能够带领“祖国”走快一些……即使被小齿轮意外砸伤前额，作者仍写得轻快浪漫，把这起事故比拟成在战壕里“欣赏美丽的星星，而忘记了子弹”，而窗外就要“日出”了，“我感觉很好”。当然，有这种解放之感的，是个人，自我，而不是阶级。

于坚的相关诗作要多些，也更“写实”一些，有“罗家生”这样特殊的修理匠，有“女王”（现在要叫作“厂花”了），有来自高黎贡山的锻工，有在厂里混得很糟最后下海经商当了大款的年轻工人（“他说钱好找关键要看懂《人民日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工人们都给震住了，“许多人一夜不眠”）。此外，还有《在烟囱下》和《锻工房》这种不无粗豪而又质朴的诗作。作者赞美“锻工是男子汉的工种”，而在现实中，它又是“全厂最下贱的工种”，被瞧不起的工种，是（领导们）“发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的地方。而在“一九一七年／这些铁匠／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这结尾让人猝然一惊。

值得注意的是，于坚进厂是在1970年末。“工厂，在‘文革’时期，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我的工厂有许多右派，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以及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裔，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活的教科书，这些人成了我的老师。……这是一种特殊的工厂。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16]他的诗歌生涯由此开始。但起先写的是“爱情、生命、自然”，“上了大学，我才有能力处理工厂（题材）”。于坚出身于衣食无忧的教师与干部家庭，“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工人师傅的视角正相反：“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

这些难得之作，多多少少能够让我们对当年的工人处境与状态有所感知——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日益失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实、自我与他人。可惜这类诗作太少，涉及面也不够广。诗人们也或早或晚地脱离了工厂，从政、经商，或成为专职文人，跟工人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80年代盛极一时的诗歌热潮也猝然退落。诗坛一如社会，总是哗众取宠和钻营奔竞之徒最吃得开。为此，诗人默默在1988年创刊的《劳动界》诗报上写下这样的题记：“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声声向诗坛贱价拍卖自己的嗥叫和献媚声；人消失了，人民被那些诗商和诗政客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