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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2018-8-9 22: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350| 评论: 0|原作者: 吴季|来自: 工人诗歌

摘要: 949年以前,不论高雅或艰深的旧体诗词,还是较为口语化和相对通俗的新诗,多半都与工人无缘。不管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多么重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不难理解。旧中国的工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诗词固然写不来,新诗也一样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事。

打工诗人:冷却的火山岩[25]

“春天的故事”的另半部分,是外资如潮涌入,私企遍地开花。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更是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工业化,成功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当全球资本主义长久深陷于停滞与衰落,中国却在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大繁荣中逆世崛起(相形之下,苏东各国复辟的结果是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是90年代起日益壮大的打工潮。来自农村的工人,迅速成为新一代工人的主体。关于他们所受的磨难,笔者不拟详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承受了各国工人都遭遇过或正在承受的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打工诗歌”就是从这个群体之中诞生的,21世纪初开始受到官方扶持,在广东作为“品牌”推出。但这样一来,广义的“打工诗人”可以指全体打工者当中的诗人,狭义的“打工诗人”则仅指围绕着这个“品牌”聚集起来的那些诗人。“打工”是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为种种骑墙和投机行径大开方便之门。《劳动法》中的“劳动者”,在现实中可能是资方代理人,而非真正被剥削被压迫的生产者。但“打工”一词使得各色人等易于混迹其间。“打工诗人”正是这么做的。它的核心,是已“通过努力打工拼搏或写作改变命运”[26]的一些人,大多侪身企业中层、高管、报纸刊物编辑、记者的“精英”,甚至官方头衔挂了满身。他们也极力争取诗商、“民间”诗坛和评论家的认可,跟所谓“中国打工皇后”的“安子姐”打得火热,甚至在《打工诗人》报上为这位洗脑有术的大老板搞了一整个专版。

打工诗人之中,不乏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张守刚早期的许多诗作(特别是组诗《打工十年》和《坦州的最后抒情》至为感人)、家禾的《好员工》、枫子的《火烧大岭山》等等,都可以编成供其他打工作者甚至普通打工者欣赏、学习的诗歌教材。[27]《工人诗歌1号》(2007)的《卷首语》这样介绍过张守刚的诗:

他的诗作,对打工生活有着相当贴近和全面的描绘,并且始终透着打工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感。这种可贵的情感,不是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们所能拥有的,而在许多拼命向文人们靠拢的“打工诗人”那里,则丧失得干干净净。

“拼命向文人们靠拢”以及投机钻营的结果,当然是锐气尽失。剥削压迫被含糊其辞的“命运”、“苦难”所代替;愤怒和抗争要小心翼翼,掩饰包装,或导入安稳的航道。核心人物之外的其他打工诗人也难免如此。这些年下来,我们见证了许多颇有潜力的打工诗人如何或快或慢地褪色。但是,仅仅褪色,并不意味着作者就有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上升的通道窄如羊肠。结果呢?用一位工人诗人的话说,他们的“作品中充满自轻自贱的伤痛”。总之,狭义的“打工诗人”们成了火山喷发后,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岩石。当然,几块石头并不足以阻挡火山的继续喷发。

不过,即使撇开投机心理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动机,多数打工诗人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托庇、同化于官方、民间文人的旗下,顶多是力求与对方“平等相待”。走火入魔者更是满口“米沃什这么说布罗茨基那么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云云,让人哭笑不得。这道理,马克思一早说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上层阶级的文化相对发达和强势,传播广泛,当代工人诗歌则处于边缘之边缘,未能形成自身的传统,和稍为强大的磁场,加上社会气氛普遍保守,使得工人作者们缺乏有利的成长氛围和持久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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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个案:许立志

2014年10月1日跳楼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是一个“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让人痛心的失败案例。小许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到过珠三角多个城市,开始形成打工者命运与共的朴素意识:

看啊,那个广州的卖鞋郎

中山的维修学徒,深圳电子厂

流水线上卑微的作业员

生活的变迁,不过是从甲城到乙城

从地摊到工厂

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失眠》(2011-8-27)

2011年2月,小许进了富士康,签了三年合同,之后开始写作“打工诗歌”。他给厂报《富士康人》投过“向上健康”的诗,给《打工诗人》投“正宗”的、多少有些稚气和青涩的打工诗歌,然后受邀参加聚会。作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他被誉为“打工诗歌接班人”。小许仿佛看到希望,买了本《写稿赚钱18技》。他参加深圳的诗会。他给深圳中心书城写自荐信,但未被录用。他也接触了其他“民间”诗人,在伊沙主持的《新世界诗典》上发过一首以死亡为主题的《悬疑小说》。这类影响的结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有的“打工诗歌”套路,文字娴熟了,思路和想像力拓展了,但常常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某些作品跟诗坛上普通小文人的无聊之作一样不痛不痒,甚至有卖弄之嫌。他继续创作“打工诗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但更多的作品屡被退稿,因为“太过阴暗”。他在网上结识的女友毕业后去银行工作,跟他分了手。[28]在富厂的三年间,他从普工升为线长,仅此而已。但他实在不愿在工厂熬下去了,尤其害怕上夜班:

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

我想合上双眼,不再担忧熬夜和加班

——《远航》(2013-12-20)

每个夜班过后

偏头痛就会悄然降临

为此我苦恼了整整三年

——《杀死单于》(2014-1-15)

此外他还患上“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诗中他提到自己的胃痛。他“忍受着生活”。离职前他刚刚写过一首《我的工友们之“发哥”》:

几经波折,你进了这家世界头号代工厂

从此站立,打螺丝,加班,熬夜

烤漆,成型,打磨,抛光

包装机台,搬运成品

每天一千多次地弯腰直腰

拉着山一般的货物满车间跑

病根悄然种下而你一无所知

直到身体的疼痛拉着你奔向医院

你才第一次听到了

“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新鲜的词组

每当你笑着说起这些病痛和往事

我们总被你的乐观感动着

直到年底聚餐,醉醺醺的你

右手握着酒瓶,左手竖起三根手指

哽咽着说:

“我还不到三十岁

还没交过女朋友

还没成家立业

这辈子,就算完了”

不管是发哥们,还是他自己的境遇,无疑都是警示。合同到期后,他离开工厂,离开“这昼夜不分的刑场”。[29]此后半年四处求职,但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不得已又回到富士康。他的沮丧和绝望可想而知。当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联系上他,并将他列为纪录片《我的诗篇》中的十位诗人之一,小许却拒绝了。他基本中断了和诗友们的联系。大概他已感到,对他来说,诗歌无法带来个人出路,连救命稻草都不是。当他再次落笔,萦心绕魂的只有一个主题:死亡。

小许的不幸遭遇,既是普通打工者的缩影,也表现了一个“打工诗人”的特殊困境。后者带来的希望幻灭后的痛苦,是促成他走向死亡的重要因素。他在2011年已表露出的打工者之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后来并未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从郑小琼或其他人的诗中,他学来了“祖国”和“耻辱”[30],作为空洞的发泄,对现实中劳动与资本日复一日的对立和对抗,却几乎毫不触及,对打工者的历史出路,也几乎毫无思索。就此而言,“打工诗人”出色地履行了“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职责。

最后,不妨举近期一个相反的例子来对照,看看有幸被主流看上的作者又如何?郭金牛的《纸上还乡》既获官方诗歌奖,又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后者的46名评委还是“中外包括美英德等国的资深诗人和理论家”。这只能表明,“民间”与国际(官方姑且不提)的资深人士所自矜的“艺术性”、“深度”对工人作者来说,是怎样的陷阱。事实上,作者只是学得一手当前流行的某类诗风,卖弄到“打工题材”上而已。即使是某些能够看出“写得用情”的诗作,也没能摆脱那种轻佻的文人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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