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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

2018-8-13 22: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8239|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激流网

摘要: 今天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想要成为像中心国家那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原因所在。那只能是种幻觉、是个梦,也许现在依然有人抱有这样的幻想。但这很明显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懂得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也正是基于此,您认为中国走上发达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幻觉?

●:对,我担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中国,一些人有一种错觉或者幻觉,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就可以追赶上来,很快成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这种幻觉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因为中国是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规模使其容易成为第一;还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可以上升到大致跟西欧、美国差不多,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那只是个梦,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梦。然而,蒋介石、国民党证明了这个梦不可能实现。

我觉得你们很快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全球危机正在持续并且加深,影响波及各个方面,在中国也有影响。

这就是今天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想要成为像中心国家那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原因所在。那只能是种幻觉、是个梦,也许现在依然有人抱有这样的幻想。但这很明显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懂得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中国不可能走上发达资本主义道路,您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军事的,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一些势力,比如对中国造成困扰的以达赖集团为首的分裂势力及美国的盟国——日本等。北约在军事上给其他国家造成极大的困扰。我们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我完全赞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对外政策做支撑,将会引起很大的误解。

▲:在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的体系下,您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或警惕些什么?

●:不发达国家要想不单方面地、被动地受制于现在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就要逐渐努力构建自己的主权工程。那么,中国的主权工程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控制对外关系,即要保持对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国家控制;二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长期全面的计划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工业化的各个方面,包括高科技,从手机到导弹,从民用到军事,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现代的工业体系;三是将工业同农民农业的复兴相联系,即在农业上保持家庭小生产。不要过于加快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速度,要适度转型。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也许100年。这个必须要控制。农民农业的复兴,建立现代农业,这是个关键问题。在中国农村问题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在世界银行的影响下,中国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被洗脑了——所主张的土地商品化之后,可以自由买卖。也许中国在禁止土地私有化,但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而不是完全的。应该完全禁止。否则中国会像印度。印度人口中80%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这是你们所乐见的模式吗?

另一条路线是中国的温铁军教授所坚持的,他将组织合作社与农民和农业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保持家庭小单位的生产,但是有更高的生产力。这就是毛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是要理解革命是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的,那么数亿的农民就不能被迁移到城镇里去,而是必须在农村中寻找到让他们过上现代化生活的途径。

▲:我们发现您虽然很赞成毛泽东的农业和农民政策,但是在我看来,在农民问题上,您和毛泽东还是有区别的。毛泽东赞成将农民组织成集体的生产单位,而您认为应该继续保持小农生产。

●:我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那种集体生产,但我赞成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因为公社制度不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它保留了家庭生产,但是在它们之间建立有很强的合作。另外,还有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服务等等。所以这一制度是很明智地将家庭生产与集体团结协作相结合。

毛泽东知道苏联集体农庄的问题所在。他在相同的名义下,集体化的名义下,创立了完全不同的制度。这同苏联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我与毛泽东的主张没有实质的区别。

当邓小平取消了公社制度后,农民之间很快就显现出差别,一些地区的农民比另一些地区的更成功。因为大城镇附近的农民更容易找到出路,比如北京和上海附近的农民发现市场其实很近,可那些身处大山里(特别是边远山区里)的农民则不然,他们也许需要跨越几千公里去寻找工作。邓小平保留了一个原则——土地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形式上依然是国有财产。现在,原则还在那,可是有很多例外,越来越多的例外。虽然有一些迫使这一原则被打破的压力,但据我所知,这一原则还保持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还不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男,1931年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目前还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是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1970)、《不平等的发展》(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 (1973)、《发育不良——全球失败的解剖学》(第二版)(Maldevelopment -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2nd edition)(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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