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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时代的四大棋局与经济安全

2018-8-13 22: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414| 评论: 0|原作者: 黄树东|来自: 察网

摘要: 中国寻求贸易协定的基本底线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否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是否有利于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

大国竞争时代的四大棋局与经济安全

在大国竞争时代,经济安全是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最大的政治。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寻求贸易协定的基本底线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是否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是否有利于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不是,达成的协定就不符合中国利益。国内有一种思维,把责任加在中国的身上,认为中国行为失当导致了贸易战。这不是正常的逻辑。贸易战不是中国发起的,也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只不过是拒绝了不合理的极限要求,捍卫了中国的利益和发展权利。如果这也要受到责备的话,那每一个捍卫民族利益的人都要受到责备。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大国竞争时代的四大棋局与经济安全

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就明确指出:管理世界问题的主题就是大国竞争,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201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安全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经济调整也是多方面的,主线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经济的性质和中美关系的性质。

《制度与繁荣》一书作者黄树东提出,在大国竞争时代,经济安全尤为重要。

本文分如下五个部分:

一、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

二、大国竞争时代的两种前景:“至暗时刻”还是崛起跳板?

三、大国竞争时代的四大棋局

四、大国竞争时代的经济安全

五、结束语

一、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

7月6日,美国正式打响了对中国的贸易战。

7月7日,美方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这两个不寻常的举动,成了全世界的新闻热点。它们之间是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全世界都在问。

7月10日,美国宣布了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增加关税的清单。这个清单将有两个月的评论时期。

这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结局,同时又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起点。

我们不必回溯得太远,就从2017年底开始。

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就明确指出:管理世界问题的主题就是大国竞争,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大国竞争关系是全方位的,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

2018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安全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不久前正式宣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仪式在珍珠港举行。在这个仪式上美国国防部长表示:是他主导了此次改名,其主要目的是承认“所有国家对该地区都至关重要,维护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的海洋稳定”。马蒂斯称,为了适应印度洋和太平洋日益增长的连通性美军正式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美防长同时解释称,改名并不意味着“好斗”,但确实表明了美国的承诺,即所有国家无论规模大小,都不受任何国家掠夺性经济或威胁的约束。

《国防安全报告》提到了经济功能。军事调整和经济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战略理应完整和统一。

美国的军事调整是多方面的。

其经济战略调整也是多方面的。主线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经济的性质和中美经济关系的性质。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个讲话里面提到了“经济掠夺”。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最近的一次媒体访谈中也指出"中国的经济掠夺",美国国务卿也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一个“笑话”。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掠夺了美国。

这是一场持久战。经济关系的波动性和贸易摩擦的复杂性将是新常态。一次性的让步不可能解决战略问题;相反,没有原则的大规模让步反而会招致更加严重的后续挑战。中国需要坚持底线,边打边谈,以静制动,避免急躁冒进、急功近利。

对新的中美关系,刚刚卸任的前任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哈里斯上将讲得直截了当大国竞争回来了,我相信我们正处于历史的拐点

注意,哈里斯说的是“大国竞争”而不是“大国对抗”。

这种战略差别,是基于对中国的实力和中国国家意志的认知。对此,我们要仔细拿捏把握。这是斗而不破的基础。

在贸易战里面,我们不怕打,敢打,狠打,边打边谈,打持久战。

在其他领域,中国要敢于竞争,但又不主动出击。中国越强大,越守住底线和核心利益,就越能提高别人搞对抗的预期边际成本。预期边际成本越高,预期边际收益就越低,严重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小。用白话讲就是,在认知到对抗会带来负面国家利益的时候,极少有人会主动选择战略对抗。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进退失据,经济大幅度遭遇困难,社会政治出现动荡,对抗的预期边际效益就会大大增加,对抗性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大国竞争时代,不敢竞争、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四面出击、主动刺激、不顾中国目前的实力,也是没有出路的。

二、大国竞争时代的两种前景:至暗时刻还是崛起跳板?

我们要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考量贸易战。

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我们处于历史的拐点。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无法用线性的方法,把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轨迹直线延伸向未来。未来不再是过去几十年的线性展开。这是链接过去和未来的节点。它既联系着过去和未来,又切开了过去和未来。对未来,我们需要非线性思维,即创新的思维。我们熟悉的某些东西可能会变得无用。

这场贸易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完全预知所有的细节。

但是,从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极限清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光明的。即中国从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出发,守住了底线,捍卫了我们的发展权利,顺利实现新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在2049年成为现代化强国。另一种可能是不光明的。即中国没有守住制度底线,失去了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历史机会,失去了经济安全,陷入漫长的低增长轨道,财富遭受大规模洗劫,国内市场被世界性过剩过度冲击,国内产业受到世界过剩产业过度冲击,出现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严重困难,最后跌入漫长的中等收入陷阱。

那不仅是民族的苦难,更是千百万普通人的困难。

对中国而言,贸易战的实质,就是在两种可能之间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就是要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在长远的发展前景和短期的贸易得失之间做出取舍和权衡。我们是选择舍弃长远的发展权利而寻求短期的贸易稳定,还是为了长期的发展权利而不惜承受必要的贸易成本?毛主席讲: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牺牲发展利益而寻求短期贸易稳定,那是饮鸩止渴。因为,当别人发现贸易战争可以成为有效阻止中国崛起的手段的时候,别人就可以反复使用,那将是没完没了的纷争和没完没了的退让。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人们回顾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将会如何评论呢?

这场贸易战是我们这个时代书写自己历史的机会。历史必将公正地记载我们所有的行为。

三、大国竞争时代的四大棋局

有人是不同意从大国竞争的现实来考量贸易战的。他们认为,美国的贸易战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开放,他们要感谢美国。

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万多美元,中国不到1万美元。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还有一长段路要赶。更关键的是,我们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在发达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处于我们相似的时期,他们早就迈入了高收入社会。所以,我们的人均收入远远落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同老龄化赛跑。严重的老龄化将带来人均GDP增长的骤然放慢。如果我们不能在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以前迈入高收入阶段,我们将自然落入永久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三个战略目标。否则,仅人口老龄化一项,就会刺破中华民族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梦想。

如何实现人均GDP的高速增长呢?必须坚持几点。

第一,坚持我们的制度

班农对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有深刻研究的。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必然打败美国那种资本主义。所以,美国把目标对准我们的经济制度,要我们抄袭美国的经济制度。

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在《制度与繁荣》中,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我们发现美国从1980年到2017年,年均经济增长只有2%多一点。对高收入社会,2%多点的经济增长就足够了,如果分配做得好,国民就可以永远享有每年2%多点的生活改善。但是,对中国这样面临老龄化困扰的中等收入国家却是一个灾难。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基本经济制度,抄袭美国“现代经济制度”,如果人民币是世界货币,如果上海的金融街是华尔街,如果中国处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顶部,如果中国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美国过去30年出现的两次大规模危机,总之,假如中国拥有一切我们目前尚未有的有利条件,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只有2.84%。这是什么意思?即,中国建成“现代经济制度”之时,就是中国落入漫长低增长之时,就是中国永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时。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是经济制度之争。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牺牲我们的经济制度。

第二,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

这是在不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前提下,提高人均GDP的唯一手段。美国要打击我们的2025战略产业。我们在《制度与繁荣》中,深入分析了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政府是如何推动技术和产业创新和升级的。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指出,政府必须是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推手,这是美国自己的成功经验。现在美国却要中国砍断这只有效的手。

不只是美国,我们在《大国兴衰》中指出,在大英帝国的崛起的过程中,政府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笔者对美国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政策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收集。在立国的200多年里面,美国从来没有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来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要打击我们的2025战略和产业政策,我们的产业政策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背书吗?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牺牲我们的2025战略产业和相关政策。

第三,坚持避免过度的金融开放。

笔者在《制度与繁荣》等几本书中皆提出了一个看法,即,全球财富的分配由两个层次构成,一个是国内的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分配,另一个是全球财富在不同国家之间分配。

导致财富在国家之间分配的手段,除开战争掠夺以外,主要有两个:技术和金融。

以技术为例,有人估计一部苹果手机的成本大约237.45美元,其中中国只占了8.46美元多,即总成本的3.6%。

我们在《制度与繁荣》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金融历来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是国际财富大分配的手段。如果中国实施过度的金融开放,有可能导致国民财富被大规模的洗劫。基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金融并不是越开放越好。过去一段时间,谁的金融最开放?不是美国,而是那些堕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要求我们过度开放金融。避免过度金融开放的战略难道还需要更好的背书吗?

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贸易稳定而冒财富被洗劫的巨大风险。

第四,坚持经济常识,认真管理基本的总需求=总供给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越开放越好,而且把“开放”等同于市场开放和产业开放。

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定了几条底线。他指出,如果改革导致了贫富悬殊,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实力的提高等等。

“越开放越好”不符合基本的经济原则。

这种说法忽视了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我们在《中国你要警惕》中用数据指出,我们处于一个全面过剩的世界体系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也是“新常态”背后的真正原因,也是西方中下层民众强烈不满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能只关注“新常态”这个现象,而忽视它的原因。在全面过剩的世界体系里面,哪里的经济最开放,过剩就在哪里流行。

我们知道经济里面有一个总供给必须基本等于总需求的原则,如果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就出现过剩,严重的过剩就可能带来衰退;任何长期的总量过剩,就可能导致漫长的经济停滞。

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看,过度的市场开放,大范围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大范围大幅度地取消产业进入的限制,就可能导致世界过剩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在国内生产和增长速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带来市场总供给的大幅度增长,会导致总供给的严重过剩,会给国内相关的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最终导致国内生产的萎缩,导致GDP增长的放慢,甚至衰退。

也许有人说,我们可以刺激国内总需求的增长,使它达到一定程度,远远高于国内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既可以吸纳大量的进口,又不影响国内的实体经济。首先,消费习惯的改变不是短期的。其次,一般来讲,总需求的增长不可能长期快于国内总供给的增长,因为总需求来源于总供给生产过程中所支付的工资、利息、利润等等,除非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赤字政策,或者大规模削减投资,或者动用过去的储蓄。用政府赤字、削减投资、和动用过去的储蓄来支撑大规模的进口和消费,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验过,都失败了。

我们和美国处于贸易战状态下,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面临严重萎缩的可能,即我们已经面临供给严重过剩的可能。一般的思维是如何减少进口以冲抵出口的减少,维持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而不是如何引入大量进口,导致更大的过剩。在这时候扩大进口不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我们需要回归基本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原则。否则,我们的实体经济在出口萎缩、进口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将面临严重的打击,出现就业萎缩,失业上升,企业亏损和倒闭,坏账上升,经济衰退,进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变成了世界过剩的吸纳地,那么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洗牌,将以中国的经济衰退为终点。

世界历史上谁的经济最开放?不是大英帝国,不是美国,不是德国,是殖民地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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