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反右及文革的真实态度

有关宋庆龄的弥天大谎，来自《炎黄春秋》上殷之俊的一篇文章。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为创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差不多都已去世，但是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为此而做出的丰功伟业。其中作出最伟大贡献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同时也包括无数的仁人志士，而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宋庆龄。

宋庆龄作为中国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与共产党一道，反对蒋介石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担负着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最后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光荣称号。《炎黄春秋》出于对新中国的仇视，不仅大反毛泽东，还对宋庆龄这样一位深受国人尊敬的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大加歪曲，一再散布谎言，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看来，《炎黄春秋》是很相信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只要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的。他们最近又故伎重演，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发表了殷之俊的文章《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希图证明宋庆龄对于反右派是持有不同政见的。这里就让我们揭开殷文所引用的那些所谓“史料”，看看这些东西究竟是事实，还是谎言。

一、殷文所谓的“史料”其实不过是谎言

殷文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然离不开“史料”，但是，这些“史料”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否则这一类“史料”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那么，殷文所搜集的“史料”又是什么样的货色呢？

我们发现，殷文所引用的说明其观点的“史料”可以说只有两处是出自宋庆龄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过了手脚，而其他的所谓“史料”不是一些经过几次转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假货。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没有注明出处，其真实性非常可疑；个别材料虽然注明了出处，但是反映的也只是他人的观点，并不能证明其是宋庆龄的观点。就这样一些所谓的“史料”又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具体来说，殷文引用了宋庆龄在反右斗争期间公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时却做了手脚：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随着反右派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经过这么一“加工”，给人的印象是：宋庆龄之所以写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周恩来向她作了通报的结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写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她对反右派想不通，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面太扩大了。其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刘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向宋庆龄做了通报，而周恩来和刘少奇一道探望宋庆龄是发生在此事之后不久，时间仍在四月份，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反右派的问题。

显然，人为地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锋芒是如此明显，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认“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派斗争是赞成的”，而这和他后面一再引用的所谓“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7月13日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宋庆龄根据毛泽东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反右斗争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正处》里讲到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一些问题。通观全文，矛头显然还是非常明确地指向右派分子的。

宋庆龄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判定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她愤怒地驳斥道，“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在这里，宋庆龄说到反右斗争是“不难理解”，“完全正确”，而绝不是殷文说的是什么“不理解”和“想不通”。

至于殷文所引的别的所谓“史料” 就更成问题了。比如所引的陈敏的《金色的凤凰》一文，看其题目好像是一篇散文，而作者似乎是一个作家。作家这个职业是最容易出名的，但是陈敏这个名字却不为人们所知晓，甚至上互联网也查不到这样一个作家。据殷文说，此文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而发表于200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我查了那天的《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在第15版，在此文之前有一篇胡启立写的《那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胡文前有一段“编者的话”：“今年1月27日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宋庆龄同志的一生，是为国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息奋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紧随着时代脚步不断前进的一生。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继承她的革命遗志，弘扬她的伟大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主席胡启立同志撰写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