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反右及文革的真实态度

编者只提胡文而不兼及陈文，这就告诉我们，陈敏的《金色的凤凰》只是作为胡启立那篇文章不够整版篇幅时做的一个补白，编者显然没有将其与胡文同等看待。但是，就在这篇编者似乎并不看重的文章里却一下子“披露”了宋庆龄的许多重要信息：“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1980年11月，她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陈敏：《金色的凤凰》，《人民日报》2003年1月28日第15版）殷文引用了其中的大部分，而1980年11月份的三句话没有引。

人们不禁要问：这陈敏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披露”中央的档案？不过，从其“披露”的内容和宋庆龄当时发表的文章极不符合的事实来看，这个所谓的“披露”是非常可疑的，是断然不能相信的。在这方面，殷文认为,“《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我们说，《人民日报》的报格确实是很高的，人们也确实很信任《人民日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就不能排除会有别有用心之徒钻《人民日报》的空子，打“檫边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不是喜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搞迷信和盲从，而应该用事实来检验它的真伪才是。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殷文提供的所谓“史料”里，还有“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所作的“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2005年版，第69-70页）吴江的大名当然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但是，他怎么可以“披露”中央的档案呢？而且，他作为一个“著名理论家”当然应该懂得“引文要注明出处”这个理论工作最起码的规矩，为什么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地在没有出处的情况下乱加引用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披露”和宋庆龄公开发表的文章直接相抵触，人们究竟是相信你吴江呢，还是相信宋庆龄本人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呢？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殷文所提供的“史料”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某些人别有用心制造的谎言而加以否定；如果《炎黄春秋》继续宣传这类谎言，那只能被看作是对宋庆龄的刻意歪曲和恶毒污蔑。

二、宋庆龄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态度

我们知道，宋庆龄是一位政治热情很高而且非常积极能干的国务活动家。人们经常可以从报纸和新闻纪录片里看到她在国内外所进行的各种国务活动和开展的人民外交。她还是一位写作高手，常有一些具有独特文风的政论文章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实际上，她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看法至今都不难从她的文集、书信集以及有关报刊里找到。但是，一些“研究者”对于这些属于第一手的重要的文献资料却无动于衷，熟视无睹，不去阅读，不去研究，不去利用，却热衷于所谓的“内部档案”的“披露”。当然，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一些人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对我有利”、“对我有用”出发，对于一些所谓的“史料”不加分析，不作鉴别，刻意求新，其结果只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谬种流传，毒害社会。这绝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绝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宋庆龄的好友、她生前就已经确定的传记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其所著《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和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判断。对于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我认为，爱泼斯坦此话是说的很对的。

可是，陈敏在《金色的凤凰》一文中却说，“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陈敏看来，宋庆龄好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不断提出意见”。吴江在他的那本书里也说，“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意见对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所说也大同小异，一个意思。

这显然不是宋庆龄对新中国建立后一些重大问题的真实的态度。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宋庆龄曾于1951年国庆节写过一篇《伟大的中国的三大运动》，对新中国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文中说，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基础》”（《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

同样，对于1952年发动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她也是积极拥护和大力宣传的。她在8月20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里说，“我认为我们刊物（指《中国建设》——引者）对于这一重大主题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