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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制定白区工作方针中的贡献

2018-8-20 22: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180| 评论: 1|原作者: 重在人人参与|来自: 重在人人参与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才是正确的?也就成了严重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达近十年的大问题。直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逐步形成了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在制定白区工作方针中的贡献
2018.8.20来源:重在人人参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了一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称为红区。与此相应的,对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地区,称之为白区。此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左”倾路线的错误,白区党的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杀害,造成了令人十分痛心的严重损失。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才是正确的?也就成了严重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达近十年的大问题。直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开始逐步形成了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致力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领导红军转战各地。没有发现这一时期他对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有过专门的论述。

而在这一时期,“左”倾错误给党的白区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表现在:

(一)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做法,顽固坚持在白区城市组织武装暴动,叫红军配合,以“夺取一省数省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顾条件,盲目地在白区城市发动各种形式的斗争,扩大斗争,与敌人决战,企图由一个工厂的罢工发展为全行业的罢工,由全行业的罢工发展为总罢工,由总罢工发展为武装暴动,这种公式无数次地重复,其结果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破坏和党的力量的极大损失。

(二)拒绝在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方面利用合法,保持和群众的联系,积蓄革命力量。长期坚持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建立非法的赤色工会和各种赤色团体,把党的全部纲领与基本口号,完全搬在公开群众团体的宣言、纲领、传单和要求上,使这些团体变成第二党,结果是吓退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便利了敌人侦探的破坏;在斗争形式上,拒绝采用请愿等合法形式,拒绝必要的调解和妥协,盲目坚持斗争到底,结果遭到镇压,使斗争失败。

(三)不顾条件,不顾后果,盲目发动斗争,每逢各种纪念日都要发动罢工、游行、飞行集会,即使失败,亦说是“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大革命失败后,“左”倾领导人发动工厂企业中还留存的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斗争,提出过高要求,条件不利时又不适可而止结束斗争,结果斗争往往失败,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牺牲。当力量损失,在工厂中无法发动斗争时,又把队伍拉到马路上举行飞行集会,而敌人已摸到规律,每逢纪念日就在街头布置好警察和侦探,每次飞行集会,均有很多人被捕,这种损失难以计算。

(四)反对统一战线,拒绝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合作,且对之采取敌对的态度和行动。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概打倒。“九·一八”后,有些爱国人士出于抗日热情,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则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对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口号,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上海市商会发起成立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左”倾领导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借抗日的名义,欺骗民众,帮助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麻醉与蒙蔽群众,另外成立了一个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与之对抗。1932年1月14日,当抗日救国委员会在市商会开会,讨论抗日救国方针时,“民反”派了几百人去冲击会场,使抗日救国阵线分裂。当群众自发起来斗争时,因不是中共领导的,就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导人。

(五)反对利用敌人矛盾,认为敌人是铁板一块,不懂得分化、瓦解敌人,去争取敌人营垒中可能暂时与之合作的同盟者,去反对主要的敌人,结果是加强了敌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总的力量。

(六)混淆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使群众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从事公开工作的党员同时担负秘密机关工作,结果就完全没有公开工作,秘密机关膨胀,这就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使群众工作和党组织均遭到破坏。

由于上述“左”倾错误,使白区党的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的摧残。以党中央长期所在地上海为例,党的机关和秘密的群众团体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许多优秀的领导人,如陈延年、杨培生、张佐臣、赵世炎、陈乔年、郑复他、罗亦农、彭湃、恽代英等先后被捕牺牲。党员人数从1927年“四·一二”前的8千人,降至1927年12月的1799人,1928年6月不足1千人,1929年11月1100多人,1931年12月降至700多人,1934年9月,骤降至475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第36、85页)赤色工会会员从1927年“四·一二”前的82万人,(《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90页)骤降至当月的287590人,(《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193页)1929年又骤降至2102人,(文虎(罗章龙):《中国职工运动状况》(1928-1930年),《中国工运史料》第23期,第197页,工人出版社出版)1930年为2653人,(《上海工会联合会》第471-474页)1931年仅666人,(《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13页)此后人数更少,已无从统计。1933年1月,党中央迁往苏区后,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又多次遭到敌人破坏,和党中央已失去联系,仅有少数党、团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全国白区的情况也和上海差不多。

与此同时,苏区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一路上遭到敌军前堵后截,损失很大。在此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月举行遵义会议,批判和撤换了党中央的“左”倾导领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44、4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应该说,这是转变党的白区工作错误的良好开端;同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事实上确立,也为这一转变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在白区工人运动中应当“在中心的城市与企业中建立巩固的(隐蔽的)堡垒,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广大的群众组织。从估计具体环境,争取胜利结果(即使是很少的胜利)的观点出发,去发展组织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注意保护与教育企业中的干部,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18页)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在白区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思想。随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题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批评“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他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咀,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他强调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153页,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1版)毛泽东的这些话,虽然是就中国革命全局讲的,但同样是对党的白区工作讲的。

1981年,笔者访问了时任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毛齐华。1935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和印刷厂的工作。因受到敌人破坏,在上海无法立足,他跋涉千里,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就党的白区工作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齐华回忆说:“一九三六年春,毛主席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召开中央会议,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副主席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和我亲切地握手问好。散会后,毛主席笑着请我有空时上他那里谈谈。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一进他住的屋,看到两只行军箱外,从床上、桌上到处都是书。毛主席要我坐下,详细地询问了白区的情况。我就把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作了汇报。他听后说:在城市,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呀!他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从整个城市来说,敌占优势;但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经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后,能否建立我们荫蔽的力量优势呢?我说,根据过去上海工厂里工作的经验,只要发展四、五个得力的党员,完全可以做到使全厂工人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之下。他说: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呀!工人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组织、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斗争要适可而止。后来,我们一直用这个思想指导和教育敌占区和蒋管区的地下工作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的一整套地下工作方针,就是用这一思想作指导的,使党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5期)在毛泽东会见毛齐华后不久,他又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易礼容,信中说:“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再一次重申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和斗争策略,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思和框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左”倾错误在白区党组织内影响很深,如何总结将近十年的惨痛教训,肃清其影响,具体阐明新的白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无疑是正确的,在党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关于白区工作也有缺点,这表现在:“(一)还是没有足够着重的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问题提出来;(二)对于白区工作中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的传统,毫无批评”(主要是周恩来领导上海及武汉等地工运造成的应负总责)。“这就使白区工作的转变缺少根据,尤其是关于过去传统的转变。” ……

二、从1939年1940年,毛泽东对中共白区工作方针,有过三次论述: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60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940年5月,他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又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现在的情况是事实上的禁止),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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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8-8-27 22:06
【“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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