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看到了我们的世界的各种危险，但也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性。

8月12日，星期天，萨米尔·阿明去世了。随他而去的，是整整一代埃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出自于纳赛尔主义的时代，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起出发。阿明于1931年出生于开罗。当1952年，贾马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英国支配的埃及君主国，并领导他们的国家走上不结盟的道路的时候，他正在巴黎读博。

阿明的论文——属于经济学领域——是在他活跃地参加法共的同时写的。在这篇论文中，他认真思考了他自己的国家、和其他遭到殖民掠夺的国家的难题。对阿明来说，就像在其他依附论理论家那里那样，第三世界苦于窃取、掠夺和去工业化，然后是不平等的交换。留给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纳赛尔的埃及也是其中之一——的政策空间是狭窄的。解放是艰难的。打破垄断资本主义的桎梏，在殖民主义的惩罚下崛起，向必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需要勇气。

阿明，和他那一代里的其他人，如印度的阿肖克·密特拉、和巴西的塞尔索·富尔塔多一样，并没有直接进入学界。他先是回开罗，在那里为纳赛尔的经济管理部门工作(1957-1960)，然后又去了巴马科（马里），当那里的规划部的顾问(1960-1963)。阿明会深情地谈论这些岁月，谈论这些经验——当时，他试图推动一个促进他的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的计划。但世界上的强国——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垄断资本主义系统设定的限制，阻断了像埃及和马里这样的国家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的可能性。阿明的第一本书，出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谈论的就是马里、几内亚和加纳的发展经验。它警告人们不要轻易地相信进步。不平等的世界系统，为强国生产利润，而为弱国生产贫困。

《世界规模的积累》

在他最重要的书，《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这本书使他走到了依附论的前沿）中，阿明展示了，资源是如何从边缘国家流出，并通过一个他所谓的“帝国主义租”的过程，使中心国家变得富裕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系统发生变化的时候，阿明也对这些变动进行了经验上、和理论上的追踪。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写了《脱钩：走向一个多中心的世界》(1985)，在这本书中，他号召边缘国家不要参与和服从中心国家的发展计划和压力。

更大的混乱的时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国霸权的崛起，阿明也开始写到“混乱的帝国”，写到一个将导致巨大不平等、让劳动者朝不保夕、破坏农业、和带来政治宗教的危险的时代。阿明在1992年追溯的东西，在二十年后，当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中重访这些主题的时候，变得清晰了。垄断公司吸尽了系统的生命力，把商业人士变成“拿工资的仆人”，把记者变成“媒体教士”。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世界系统，它在金融上支配，把人从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赶到另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上——这个不可持续的系统，看起来威胁到了人类的未来。他勘测了世界然后发现，这个垄断的-支配的系统没有任何现实的替代方案——它像吸血鬼一样吸光了世界的血。这不是说，历史将把人推下悬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在过去四十年里，阿明一直生活在达喀尔（塞内加尔），在那里，他领导着第三世界论坛。在这里，他从自己的窗子往外看，看到了当前世界的各种危险，但也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性。今年是卡尔·马克思的两百年诞辰。在他最后的文本之一中，阿明向马克思致敬，反思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总是导致这样的结果，“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句话，他写道，“长久以来，这个句子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对失败没有兴趣：“不断的革命”，他写道，“依然在边缘的议事日程上。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复辟不是不可撤销的。而帝国主义阵线的破碎，在中心的薄弱环节，也不是不可设想的。”

无论处境有多糟糕——到处都是恶劣和丑陋——我们的斗争都还被打败，我们的未来也都还未定。阿明会说，只要我们抵抗，我们就是自由的。

【作者：维贾伊·普拉沙德，左言图书(LeftWord Books)的主编，三大陆：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译者：王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