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8年中国工厂制度的变迁

发展“速度”

在阶级关系上的倒退是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的地位，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这种加强表现在更加重视发展的“速度”，这是现领导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是一些自从文革以来曾从中国报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这样，加快“发展速度”据说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而事实上，这是以生产斗争来代替工人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使工人服从于生产率的“要求”，要他们干更多的活，更加遵守纪律。

强调生产速度在阶级关系上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说，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加强这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置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束缚之下，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上面引用的社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更强调知识分子、教育和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赋予其在社会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这样，强调加快发展也成为攻击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论据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加快速度——由于它不是同生产关系革命化相联系，而是同掌握在专家手中的日益增长的“科学”作用相联系——包含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统治，由此带来积累率的增长，以及对资本本身增殖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也意味着要求工人服从利润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苏联的经验表明，虽然这些危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它们却是真实存在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根本上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里详尽地阐述这一问题。

至于强调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还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论。首先，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产力论的口号——“速度决定一切”是同样的货色。实行这一口号导致了1932-33年和1936-37年的严重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动乱，而且1938年以后跟着出现的是党内新成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第二，现领导为了替它的唯生产力论辩护，不仅乞灵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做到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还乞灵于“结束”所谓的由四人帮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是恶劣的谎言。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长期停滞和倒退。从文革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经有估计数字的最近几年，不存在停滞现象。发电量从1965年的420亿度增长到1974年的1080亿度；钢产量从1250万吨增长到1974年的3280万吨；煤产量从2.2亿吨增长到1974年的3.9亿吨，石油从1080万吨增长到1975年的7500万吨至8000万吨[8]。这种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说法完全是与现实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对文革本身进行污蔑。至于机械产量的增长，那就更为可观了。如果把1957年的机械总产值定为基数100的话，那么1965年就增长到257，而1975年更增长到1156。而这些数字的来源却是非常敌视的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手册！[9]

在1975年至1976年间的确出现了困难，但这主要是因为革命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而产生的政治困难，还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难。因此把这些都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四人帮从来没有“控制”过经济。如果真有破坏的话，应该追究那些主管生产的人的责任——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把四人帮当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引起了各种不满情绪（包括罢工），而四人帮很可能是支持这种行动的。不管怎么说，当发生罢工时，官方将罢工的责任归因于“煽动者”，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路线。

即便有上述困难，我手头有关1976年的资料也没有反映出任何“长期停滞”和“倒退”的迹象。例如，1975年煤的产量估计为4亿3000万吨，而1976年石油产量增长了13％，天然气的生产增长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比1975平同期增长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7％[10]。据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数字没有公布。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门的生产或许会暂时下降，但那并不能说成是长期停滞和倒退。

上述评论一点也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了文革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话，这种加速发展不可能持久。实际上，这种降格等于为资产阶级竭力榨取利润而奴役劳动人民。这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生产关系和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以完全颠倒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各个领域产生的后果。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科学技术领域。文革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他们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而对各种技术的应用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发展方式的写照，这些方法照例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对于科学技术也需要进行改造，文革中流行的这一观点，今天却正在被忘掉。

这种否定技术阶级性的极端观点表现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例如《人民日报》1977年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应顾及三个方面即“路线、领导权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生产力的确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阶级关系之前，说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产力论的立场。

另外还必须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企图取消阶级关系这个主要问题，其中“科学性”这一标准占有中心地位。《人民日报》又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有科学态度，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采用科学方法。”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第十五次会议的报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电台）中甚至宣称：就“管理企业”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中”“科学的东西”。这一提法预先假定资本主义的管理属于“全人类”的科学，而工人阶级可以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产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篡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式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的话。毛泽东的话要简单得多。[11]很清楚，毛泽东的话被篡改了，以便用毛的权威来为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作辩护。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走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在美国企业管理学校里学习企业管理。

这种“修改”毛泽东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领导经常这样干。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下放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接受的、与文革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论点相抵触的思想，其特点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象生产力一样、“无阶级性”的倾向。须知生产力既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但这一思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泛泛之论。而这一论调同这样的理论密切相关，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任何发展“物质基础”的事情都必然会巩固“社会主义”。

注释：

[1] 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道：“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5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I、概论）

[2] 见1975年10月中旬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3] 七十年代初总是提倡“社会效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相关时——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盈利，就不存在考虑单个企业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效益”的问题了。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页。

[5] 应指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1月开始，华国锋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借学习《论十大关系》，揭批四人帮，鼓吹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观点，并以此否定文革中的一些重要论断。——译者注。

[6] 原文为The commentaries devoted to the sixteen conferences that discusse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speak of the "socialist system"——译者注。

[7] 承认张的这些重大贡献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占有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8] 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页。

[9] 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6。

[10] 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11] 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来源：《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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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尔·贝特兰。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