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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论与东方革命 ——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2018-8-30 11:13| 发布者: 热风冷眼| 查看: 128148| 评论: 0|原作者: 高寒|来自: 原创

摘要: “中国模式”实际应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模式。因为从资本主义文明不可抗拒之历史必然性上来阐发和建构后发中国的崛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东马”,还能有谁?

手里[40];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41];对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劳动[42];……,等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前的这些理想,这些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性的理想,这些为共产党人制定的管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在当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步变为现实。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洲,这些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均有力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早就揭示过的历史大趋势:社会化的生产力必将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由此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在地蕴含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所展示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使之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和缩小阶级差别相反,在东方后发国家里,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43]自从列宁当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时起,历经一个世纪,整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最终没能靠国家强制力而阻挡住各自国家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毛泽东苦苦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仍反不掉那前仆后继且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情形,中国如此,苏联如此,东欧如此,朝、越、古亦如此。


可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44] ——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


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市场 + 宪政 + 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那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封建[45]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潜移默化中的死灰复燃,乃至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且无论多么严酷的国家暴力也压制不住的东西,才是历史发展途程中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才往往反映历史大趋势,体现历史必然性。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共产党就难免由当年与人民“鱼水情”的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为如今与人民“油水情”的风声鹤唳的纸老虎了;就难免左冲右突都走不出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46]的可怕历史周期律怪圈了。[47]


因此,凡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就一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晚期封建宗法专制文明社会了。因为,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才会孕育成熟。由此可见,基于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必然性,我们便可作如下一般性的概括了: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社会。


如此看来,中国今天还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该进行怎样一种性质的革命或改良?当是不言自明。


自近代航海术将全球各部分人类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在它原本那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所达致的历史发展阶段遭遇和碰撞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地球的不同文明区域同时并存的现像。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它们又是不同时的。


什么叫“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当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期时,而中国社会才开始渐入后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这个文明现代化的转型期,自1848年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时起,历经一个半世纪,几经艰难曲折,至今尚未最终完成。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已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相继建成时,而东方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却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社会形态。当西方资产阶级干革命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故那时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就还只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了。而当东方的资产阶级开始干革命时,从西方除了可引进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外,还可以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还可以引进马克思主义。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和伦敦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这同一个时间,它在莫斯科和北京就只能讨论资产阶级革命,讨论前一个人类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分别地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打天下时,能力排众议,牢牢地把握住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同理,列宁、毛泽东后来的“跌得粉碎[48],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又都偏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常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所接手的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只有一穷二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49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全国钢产量仅16万吨,原油产量仅12万吨。那时的中国,工业产值只有10%;工商民营企业则不过区区16万个,这还是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雇工二人为基准这种手工工场标准来核计的。中国那时的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其余则全都是农民。至于农业,更是100% 的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并且,全国成人文盲率为80%[49]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要在这样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一穷二白生产力基础上,运用其脑中的理念和手中的权柄,来描画“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图画了。[50] 当年,西方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没有做成功的事,今天东方的毛泽东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者雄风,要在中国重新实验了。


然而,历史唯物论在问、科学社会主义在问: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进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在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呢?在1949年的中国,它的市场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业已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吗?以现代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便业已发展到必须冲破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了吗?一句话,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文明,便业已成熟到可以向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了吗?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条件有多落后么?不,太知道了!正因为太知道,其欲改变这落后面貌的愿望才会太强烈、太迫切了。这仅从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班人,其笔记本上常常记有中国与美日英法德历年来的钢产量数据对照表来看,即可窥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刚一坐进中南海,就开始嫌他当年在马背上承诺的“约法三章”太碍手碍脚了。请看,作为开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签署的墨迹未干,中国共产党就将其原本属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其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框架下的联合政府,以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来擅自“释宪”了。[51]


如此一来,当年那被“耕者有其田”这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所激励,向共产党奉献出数百万血肉之躯的5亿农民,那几乎是用小车推出一个新中国的5亿农民,其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还没有给捧热,就又被合作化共产了。而那些当年在内战中积极参与护厂、护矿,相信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庄严承诺,而拒绝撤迁去港澳台的民族资本家,才刚刚将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工厂、矿山重新运转起来,其马上又被公私合营了。与此同时,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则统统开始了“花瓶”化的历程。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中共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内路线斗争,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关系的逐步“君臣”化同步的。


从那以后,党内外的一切不同声音,哪怕是政策性分歧,就都统统给贴上一枚“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之为“邪恶”和“反动”了。在毛泽东时代,它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敌对势力”,……。


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落后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革命最终都走向了当年共产党人干革命那拳拳初心的反面,走进了这样一个死胡同:在执掌政权的原革命阶级内部,均无可避免地产生出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腐败阶层。在苏联如此,在东欧如此,在中国如此,在朝鲜亦如此。如今,在朝鲜这种号称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然面对全世界,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搞起了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血统世袭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将阶级划分,简单地搞成“划(血统)成分”;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庸俗的“血统论”,也是早有其传统的。今天中国官场那种“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的潜规则,那种直系血亲与旁系姻亲在各级政权系统中的泛滥,那种肆无忌惮的“拼爹”、“拼爷”所表现出来的小农宗法意识的丑陋与落后,以及它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彻底背叛,与朝鲜相较,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而已。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所有这一切,其源盖出于中共改革派至今还拿不出高屋建瓴、力压群雄、令人折服、深具前瞻力的核心价值理论。


胡锦涛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不改旗易帜”。可真命题却是:你本身究竟举的什么旗?面对这个被左派们一再敲打、一再追问着的真命题,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在作鸵鸟状。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在在证明,如此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不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就没有了精气神和凝聚力。


今天,最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纠结:有干脆抛弃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过去几十年入党干革命是一场噩梦的;也有将现实一言以蔽之为“资本主义复辟”,要以“反修”、“反复辟”为大业的;当然,还有以各种过眼云烟般地新词汇、新提法,乃至重拾儒表法里之国粹,来含糊其辞、来粉饰现状、来盲目自信的。


诚然,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来创造历史。他们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所创下的巨额正资产,同时也不得不承负着两个时代所累积下来的沉重负资产。在他们今天正承接下的这份家业,正在吃的这份老本中,是既含有正能量也含有负能量。邓小平路线,从而今天的中国,固然摈弃了毛泽东时代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文明敞开了一条口子,由此也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明显的改观和进步。但同时,它不仅承袭、并还大大强化、甚至恶性膨胀了当年毛泽东一直想革除、却又总是革除不了的官僚特权弊端,从而使得如今中国官场的腐败和黑暗,简直到了登峰造极和触目惊心的地步。所以在今天,凡真正对苏共、中共的演变而痛心疾首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学生,凡愿正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愿意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明白这个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毫不犹豫地重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结束,还必须继续高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基于此,才谈得上去具体探索共产党怎样顺应和驾驭那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


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最终都落脚到一个吏治上,即那已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体制性干部腐败。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极而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这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的重演。


所以,中国当今矛盾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均聚焦到了一点:如何更新和重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打出来的。而它的红二代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52]这个成年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今天已几乎流失到了危机示警的地步。所以,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尖锐问题,首当其冲,就与其说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价值符号问题,倒不如干脆说是究竟怎样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重塑合法性难题,并知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谁能从制度上拿出治国安邦良策,拿出能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谁就是代表了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谁能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了毛邓,又超越了毛邓。


 


(三)苏版马列主义,既不姓马,也不姓列,而是姓斯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已开始偏离当年打天下时的那条曾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了;它就已开始将一个原本有希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蜕变为一个被所夺取到的国家政权这个“祸害[53] 所腐蚀的农民造反党了。


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如最前卫的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当然还有邓小平,都从未表现出要从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从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所获得的那种“社会主义”价值禁忌,总是企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减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所以才有“初级阶段”等诸如此类的提法。


然而,将“社会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将“资本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恶”,此类价值观或世界观,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论,不折不扣地与历史唯物论南辕北辙。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之经济基础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业已四十年后的今天,要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思想界大半个世纪,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那唯心史观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那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分歧,应该说,争论的双方,其分歧点也仅仅是在激进或缓进的策略上。他们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抛弃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不仅不会将国家引向事实平等文明的方向,反而会导致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文明的复辟,反而会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不过这也难怪,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理论的广狭深浅: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十月革命”至今,均仍处于试错和探索之中。


不能不承认,列宁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得相当深入、理解得相当透彻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但是,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库中,却并无落后的东方如何革命、尤其是如何进行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块。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列宁当时身兼新社会的理论创新人、战略家、设计师和工程师这多重角色。因此,列宁不仅一般地也如任何伟人一样不可能超出其时代的局限,而且还特殊地受困于“第一个”探路人的局限。不过,列宁早年在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中,便毫不含糊地提出“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54];“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55],仅此即可知,早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就已相当深厚。然而,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和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却并不能直接等同,尤其在历史大动荡、大转折时期更是如此。列宁在晚年不仅一退再退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最后病重期间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于是他口授了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怎样组织工农检察院》,文中特别强调,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可惜列宁英年早逝,年仅54岁。或许整个国际共运,至今都在吃着列宁英年早逝的亏。


固然,马恩也曾论述过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现实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当时所说的最“落后”的国家,也是指的德国:“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56]


是列宁,第一个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并无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空白,并将马恩关于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了一整套“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鼓与呼。


是列宁的“共产党人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打出了一大片天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指引下成功的。毛泽东的整个打天下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正是在列宁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为至今仍让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上下两篇文章,还只完成了上篇。[57] 因此,东方国家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下一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任何具体的答案,既没有实践的答案,也没有理论的答案。有的仅仅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引。而在列宁那里,有的则是夺权前的朦胧展望和夺权后的试错尝试。


早在1905年,列宁在论及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曾展望道: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58]但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却公开承认错误道: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59]


然而,列宁过早地逝世在了由他发起和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任上,这使得苏共完全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共产党人领导和驾驭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而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共从老大哥那里照抄照转的马列主义,其实既不姓马,也不信列,而是姓斯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看到了当年由自己所一手参与建构的那个苏联模式的弊端。


毛泽东看到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他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绕开或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用国家强制力来取消资本主义这个自然发展的历史阶段,从“斗私批修”中去获取人们自我牺牲的精神动力,以加速这个问题的解决。然而,他至死都压根儿没有意识到,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比他所发现的那个问题还要大、还要严重的问题。


毛的整个思路,从他赞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到他号召“斗私批修”的“五七指示”,从他的鄙弃军衔制、工资等级制,赞美供给制、赞美“做革命螺丝钉”,赞美利他主义,提倡学大寨、学大庆中的“忘我”、“牺牲”、“奉献”,……等等、等等来看,其中均无一不与贯穿中国数千年从张鲁“五斗米教”到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思想,一脉相承。


然而,中西文明中均存有过的这种人类延绵了数千年的大同理想,之所以一直无法实现,归根结底不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私和自利,不应归因于社会的世风与道德;而应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使然,归因于社会的物质生存状况使然。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制约着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程度,而不是相反。人类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个历史铁律面前,均绝无阻挡之力。相反,任何挑战历史规律的豪迈与任何挑战自然规律的狂妄一样,是没有不受到历史无情惩罚的。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那许多让如今的中国左派们均不敢正视或不愿正视的荒唐人间惨剧,几乎无一不是用国家强制力去推行“社会主义”良好愿望的恶果。其实,中国大地上如今让世人震惊的全民“利己主义”大爆炸,难道不正是当年那并无物质文明支撑的“利他主义”,在跌得粉碎后的恶性反弹么?


尽管邓小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或主动或被动地也参与了毛时代的几乎所有左倾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处于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前台操作者。而现实运作的惯性,又都无一不受着铁的经济法则的支配:不讲投入产出效益的大呼隆经济运作,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严惩——饿殍遍野、全国饥馑。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哪怕仅仅维系国家机器的最起码日常运转,又都不能不给干部们以某种特殊待遇,并还只能按等级配给,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特权的基础。而这些维持着最起码社会日常惯性运作的背后,又都不可抗拒地将其现实政策的可操作性,向着利益导向的资本主义文明倾斜: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级工资”、“物质刺激”、“干部特殊化”、……等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从延安高度匮乏时期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传统,以及从苏联模式中引进的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的特供制度,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又都使得这一架不是靠市场那看不见的手,而是靠层层命令运作的庞大机器,即使仅靠其自我惯性,就都无不朝向强化秩序、强化效率、也强化特权、强化奴役……的方向去运转,直到走向崩溃的边缘,才被迫调整,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如1976年“粉碎四人帮”,……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在没有理论指导下而仓促地起步的。邓小平那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倒也形象地道出了这种窘境。这是因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中,几可说是完全找不到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夺得政权以后当循怎样的路径去建设新制度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其所阐发的任何有关未来新社会的论述,均无一不是说的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国度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如果说邓小平当年要用某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解释“社会主义”,那也自有他难言的苦衷。因为他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均找不到任何可用的理论武器。有的,统统都是不准他干改革开放,不准他理直气壮地带领共产党作战略大撤退干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只好“不争论”。


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0] 可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是何等的艰辛和何等的不易,且迄今亦然。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经过前三十年的折腾,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不可跨越、不可绕过和不可省略;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1];看到了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62]


现在总还有人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不搞权力制衡,没有舆论监督也可以反腐,也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要说用“整党”来反腐,有谁搞得过毛泽东?毛当时可是真心实意地反。建国之初,他就提出要砍干部子弟校;“三年困难时期”,连李敏、李纳也只准吃学校食堂;晚年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的后半生,就是一心一意地反资本主义,一心一意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他临终时总结平生那“一生干了两件事”中的后一件事。[63]他搞了无数次运动,无数次整风,也整了不少人。到了晚年,他终于承认“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4]于是,他才下决心搞了那场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把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黑暗面”与今天邓小平时代的“黑暗面”,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人们一定会惊呼:毛时代那些东西还称得上是黑暗吗?譬如:当年的“脱离群众”与今天的“你们屁民”; 当年的多吃多占与今天无所不包的“官员特供”,再加公款嫖娼公款赌博;当年的走后门与今天的拼爹、拼爷 ……等等、等等。是的,正是当年那些个导致刮了一场文革暴风骤雨的如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黑暗面,若放到今天,人们简直会瞠目结舌它们是何等的“小儿科”,何等的小巫见大巫了。


可见,如果说,连毛泽东那样的强势、连文革那样的风暴,都把权力关不进笼子,如果说,从邓小平时期“高薪养廉”,到江泽民时期的“三讲”,再到胡锦涛时期的“保先”,……,等等、等等,都一个个最终化为了泡影,那么,离开了法制化的权力制衡权力,离开了法制化的舆论监督,你还真就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吗?


须知当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巴黎人也还是自发地在实行着多元派别共存和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权利平等的资产阶级文明,已早就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也成了巴黎工人阶级可以从资产阶级——当时正与之血战的阶级敌人——文明中,可立即拿过来就用的现现成成的文明遗产,尽管这个遗产的硬件即现存的国家机器应当被立即打碎。与此同时,巴黎工人阶级,也正是在继承了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的基础上,还将自己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向着“事实平等”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普通工人工资制——大大地推进和提升了一步。


然而,当年中国共产党拿下政权时,构成中国人如同空气、阳光一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是什么呢?这只要从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去北京“赶考”时的参照系——李自成、洪秀全——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此也就难怪,诸如“打天下、坐天下”、“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任命制”、……这种种文明积淀,在国人心目中的天经地义了。再加上苏联老大哥送来的斯大林模式,以及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的国际大气候,如此,便使得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将那个曾经引导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家法宝新民主主义束之高阁,就在所难免了。


 


(四)谁来主导宪政转型,共产党或自由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到了191711月和194910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骤然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执掌政权,而成为可以跨越、可以绕过或可以省略的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共产党,无论当时其革命雄风是何等的摧枯拉朽,但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无可能仅凭一纸法令,凭靠国家暴力,就能直接加以废除的。同理,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无可能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仅靠国家强制力就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若硬要用国家权力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得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惩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人争论过,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内争论过,此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近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试错道路,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此争论有关。


是的,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可以也应当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已没有争论了;硬要“毕其功于一役”,当属左倾机会主义,对此,党内也早有结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初,还会有着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也已没有争论了。如今真正的争议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阶段要干(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夺得政权以后还要干(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所讨论的,可不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及的那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65],而建设一个有着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阶段,一个中国共产党既熟悉又陌生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


这里所谈论的“东方后发国家”是这样一类国家:在那里,“权利平等”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是一种理想和追求,还属一种尚待落实的国家宣示。在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各样的身份识别,血统的、地域的、官位的、……,像一张张大网笼罩着每一个人,既包罗万象又层出不穷。人生而不平等,不仅是事实上的,还是条文上的,尤其是潜规则上的。这是特权文明的末期,衰亡着的特权文明与新诞生的权利文明同时并存,前者尽管猖獗但基本靠潜规则生存,后者尽管孱弱但已全面占据着明规则。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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