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去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建设。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摆在新一代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这个三百年前在英国，两百年前在法国，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由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如今则要由具备彻底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来承担了。无疑，这一课题，对于如今陷入改革困局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从未曾有过。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同一个历史发展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就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换言之，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须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历史阶段，共产党现在所进行的革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清醒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理，难道不也正因为毛泽东执政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欲跨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才致使即使已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仍包袱沉重吗？ 毋庸讳言，历史唯物主义这面大旗，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面大旗，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高举。自由主义者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压根儿就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这一说。他们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唯心史观的抽象人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也是他们那一套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根本就搔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痒处的原因——这也包括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至于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之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愿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显底气之不足。 由此可见，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重任，并将这个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以建设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以自己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所引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么则拒绝宪政，抵制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转型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并在客观上用自己的手将自由主义推上历史和道义的双重制高点，使之主导着中国政治转型的话语权。如此也就完全和彻底地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不仅守不住老一辈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打下的这个家业，而且还让自由主义——其背后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这个中国政治转型，来整个地清算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就如同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结果将迥然不同一样。今天，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主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来主导，其结局将会是迥异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 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共产党对政治转型的领导权，只能导致另类转型后的共产党人遭清算。可见，中国如今的民主宪政转型，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趋势、结局、后果、……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么则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宪政。 二者必居其一。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共产党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1921年起开始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而非“我们的宪政”，即按自由主义右派去搞的那一套宪政转型。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因抵制和拒绝宪政——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的恶果和必然结局。但若这个宪政由共产党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整个结局就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图景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国民党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共产党的好果子吃；但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政权给搞到手了。 宪政，尽管它体现着资产阶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它毕竟只是政体而非国体。一个国家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统治，是哪个或哪些阶级的专政，这统统都由国体来管。而宪政，则是指特定的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具体政权形式，即政体而已。诚然，宪政为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这些却并不构成否认宪政本身所具有的体制工具之意义。这就如战争中的武器，在敌人手中为敌人服务，缴获过来便可为我服务一样。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才会在巷战正酣时就立即采用了它,并用马赛曲作为自己的国歌；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66]。 我们知道，宪政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权力制衡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政的实质，不过是以特定的政体形式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已，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凝结为特定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已。宪政，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追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防止封建专制特权侵蚀和复辟之最有力的制度保证。除此而外，在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更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摆平内部各派纷争，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无序恶性权争，而导致政权崩解的治理系统。由此可知，既然他资产阶级可以将宪政玩得团团转，几百年来，既享受到权力制衡所带来的系统自调节、自更新、自止损、自修复的超级稳定，又让这宪政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他资产阶级的手板心，那么，共产党难道就不可以来个洋为中用，既充分享受权力制衡之根治腐败的超级红利，享受由此而带来的共产党政权的除旧布新和长治久安，又让这宪政的中国玩法，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共产党的手板心，并还能远离宗法专制特权复辟，并最终将国家导向未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譬如，中共党内的毛、邓两条治国路线，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却因一直没有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而使其路线斗争从来都处于所谓“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你死我活状态。大量的冤假错案均由此产生，并给共产党自身也带来极大的伤害，最终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且至今亦然。但倘若借鉴并引入宪政中的制衡机制，让共产党内部实际存在、也不能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治国路线，能有一种公开竞争、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并最终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这么一来，首当其冲，最起码那种由一派独大、毫无制衡而产生的权力腐败，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收敛，仅此即可从源头上扼住吏治腐败的咽喉。如此对共产党统治权毫发无损、反会因反腐成效的彰显而大得民心的宪政举措，为何就不可以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67]呢？ 再如，宪政中的三权分立，其确有效率不彰的流弊，但却也有着遏止无限权力膨胀的功用。以中国人的智慧，难道就筛选不出一种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优化临界点，以此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和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创新？譬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公开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内部，从而无论党内哪一派执政又都让共产党并未失去政权。 还有，共产党最忌讳宪政的，无外乎是那多党制会把共产党搞下台。其实，越怕被搞下台，恐怕还就真得下台。整个苏东剧变，就是共产党抵制宪政、拒绝宪政，结果致使宪政转型主导权落入自由主义右派之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一再抱怨自由主义激进右派对他“公开化”改革的干扰。可他就是没有悟出：倘若由共产党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和主导宪政，制度创新地将竞争仅局限于共产党自身内部，其结局恐怕就会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码子事，苏联历史就将整个地改写了。 同样一个宪政，在美、英、法、德、日、俄、……均各有其特色。尤其于英、日，还有欧洲不少国家，宪政与帝制兼容，皇室与宪政各得其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宪政——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设想[68]。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强调“中国特色”吗？那何不干脆就自己搞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式宪政”来呢？在宪政问题上，什么叫“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拿来主义”？什么叫“为我所用”？什么叫“制度创新”？真可说是微妙法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悟性了。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还愁没有主动权？还愁会被搞下台？为何就非要采用当年那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来对待宪政不可呢？为何就非得要徒增社会对抗，并将“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驱赶到“西方敌对势力”那边去不可呢？！ 不错，这乍一看来，还真仿佛是回复到了历史原点：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后又要回过头去搞新民主主义了。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回复”与“重现”，不过是历史经过一个大的螺旋之后，在一个更高历史上升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的，它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它是在一个全新历史视野、全新历史高度上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在几经迂回曲折后的历史大飞跃。 由此可见，既然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势在必然，势在必须，势在必行，那么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其消极应付，与其放任自流，与其一筹莫展，从而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被动，倒不如因势利导，用共产党自己独具的传家宝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凝聚民心，从而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领导权，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主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大大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如此一来，用马克思主义严整历史唯物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认识的自觉性，从而便使自己具备了领导中国进行有序的制度——市场经济 + 宪政民主 + 多元思想 + 公民社会——转型的主导权，并进而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转型中更新和提升了自己在中国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基于其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而获得的政权合法性，是对1949年中共革命法统合法性的继承、更新和升级。因此，在未来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而转型成功后的宪政中国，中国的任何政治势力均得受制于转型新宪法及其背后的立宪精神，据此也就自然不具有了在任何意义上可对此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执政史进行政治清算合法性。不仅如此，在由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民主宪政转型成功后的中国，毛泽东作为开国之父，邓小平作为改革之父，以及中共的某位转型之父——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是习近平——还将永远受到中国世世代代的敬仰和纪念，而不管他们曾经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 总之，走宪政必由之路，这是顺应历史必然性；由中国共产党来主导宪政转型，这是发挥主动性、驾驭历史必然性。有了这两条，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冲出历史周期律怪圈，就一定能下出一盘长治久安的活棋，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生前种种“反官僚化”的举措，均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就其原因，则在于他们都不适当地排拒了整个人类文明中那作为特权文明天敌的资本主义文明，老想另辟蹊径，欲速不达。用中国的成语，这叫“画虎成犬”；用俄国的谚语，这叫“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69] 是的，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似乎轻易即可找出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错误”。可是，如果你明白，科学理论并不直接就是工艺图纸；如果你明白，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曾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犯过急性病；如果你明白，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根本就缺了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如果你明白，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功地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政权后，究竟该如何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那么，你就应明白，列宁与毛泽东，从而老一辈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的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又是多么弥足珍贵了。 诚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对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未能走到这一步，即提出：共产党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可以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故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就还只能在苏版马列教科书中那超时空的“社好”、“资坏”意识形态禁忌中，踯躅徘徊。 然而，邓小平却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因种种原因他们那一辈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处理。或许，习近平前任们最大的失败，就正在于他们以“和谐”为由，不敢去触碰那些前人留下的棘手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突破理论和实践中的禁区，尤其是不敢去触碰那个如何才能在制度上保证中国共产党走出千年“农民造反-王朝轮换”之历史周期率这一敏感问题。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对苏俄“马列主义”即斯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尽管“西马”在近一个世纪里对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宗教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作了既深且广的探索和开拓。但说到底，无论“西马”还是“新马”[70]，则通属在资本主义制度业已建成，且现代化文明业已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们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语境，它们剖析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实践，均与东方后发国家所处的前现代语境和实践，根本就不处在同一文明阶段上。因此，将西方后现代的病灶，搬来类比东方前现代的溃疡，将“西马”或“新马”开出的药方，拿来疗治中国的痼疾，就难免囫囵吞枣和隔靴搔痒了。 此外，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口实下，以西方工具理性的逻辑和术语，为东方的前现代文明拒绝退场作价值理性辩护，甚至还直接求助于中国儒表法里的千年国粹，以此来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权”。这类由一批留洋海归们为投上所好、别出心裁而熬出来的“心灵鸡汤”，均不过是企图用东、西方文明的相对性，去否定人类发展各阶段文明进步的绝对性，均不过是企图用高阶文明的弊端去否定低阶文明有其提升之必要性而已。凡此种种可说是刻意扬短避长、以丑为美的“形象整容”，看似华丽炫目，但积以时日，却势将会把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文明竞争软实力，导向一个归根结底将彻底丧失其竞争力，永远落后，甚至被淘汰出局的死胡同。 还有，中共党内一大批自称“两头真”的老党员，由于他们过去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均统统来自苏版马列主义，于是，今天苏联模式轰毁了，他们头脑中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就跟着轰毁了。他们肯定社会党人的成就，但却并不认为那些成就与唯物史观有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反而老是拿着放大镜，企图从老年恩格斯那里，找出对马克思的所谓“修正”，并以此去解读“修正主义”的合理性和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可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除非你能证伪唯物史观，证伪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质的规定性，否则，拿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次级理论、应用理论来说事，均属文不对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是其政治学中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均无一不是可以随着实践的广狭深浅，随着时空的不同而有所发展、有所修正的。总之，乍看上去，他们的思想前卫得很，也解放得很，但实际上，在不是将修正主义解读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背离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起点却恰恰与苏版马列主义一脉相承，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好得很”与“糟得很”的价值判断上，彼此刚好颠倒了一下而已。 而中国的左派，则将如今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危局，一股脑儿地推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似乎只要回到毛泽东那条路线上，这一切便统统不会发生。可他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或不愿去想，正是毛泽东当年否定资本主义文明权力制衡而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官本位的吏治（干部）制度，正是毛泽东当年满怀理想、兴无灭资、拔苗助长而又无法无天，才为今天中国的吏治腐败、为官僚特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留下了积重难返的体制性祸根。 至于“社会主义宪政”论，鉴于其大前提就是囿于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那超时空的“社好”、“资坏”价值符号，而刻意回避了理论的彻底性品格，故尽管它在“顶层设计”的技术活儿上颇为用功，但由于它始终不愿正视：1）没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孕育，社会主义文明将无从发生；2）宪政文明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资产阶级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整个苏俄东方版“社会主义”，均无一不是以明天之视野反今天之现实来开始，而最终却落得个开历史倒车，以昨日旧文明反今日新文明而告终。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前瞻性与功用性就锐减了。 所以，现在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出自己声音来的时候了。 东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苏俄“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那条将社会主义从科学又倒退回空想的东方革命大弯路，进行痛定思痛反思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高举历史唯物主义旗帜，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正视人类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不容省略、不容绕过、不容跨越和不容抹煞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旗帜鲜明地宣称东方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不仅要领导本国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还要领导本国的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防止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复辟的马克思主义。是坚信只有这后一个任务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算最终完成的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力求避免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力求在高起点上改造地引入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仅能驾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怪兽，还能驾驭资产阶级宪政文明这个怪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大海中游泳，又绝不迷失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 一言以蔽之，东方马克思主义（“东马”），就是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干新型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东方后发国家共产党人干新型宪政民主转型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站在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既不是从抽象人性，也不是从神灵天启，而是从资本主义文明不可抗拒之历史必然性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明后发中国的崛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东方马克思主义，还能有谁？还可能有谁？ 由此可见，这种基于历史必然性的后发优势，这种自觉地从文明比较之相对性与文明进步之绝对性的结合中，而走出来的“中国模式”，有谁能不承认？谁又可能不承认？ 所以说，中国模式就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话语权就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如此一来，“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权”，无须自吹自擂也会自动找上门来了。 然而，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一个健康理论探讨机制的建立，也更胜过一打正确理论的存在。 本来，对于建国后的道路该如何走？对于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即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东方共产党人打得天下后如何坐天下？对于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东方共产党人，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还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宪政文明建设，……这一系列尖锐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在共产党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同的理解，有着这种或那种分歧、异议、乃至争论，这均无不属正常，无不属常态。它既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当定于一尊。然而，这对用暴力革命夺得政权，对先于西方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并又对多元文明很少或毫无感性认识的东方共产党人来说，它却是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且至今让人困惑的大问题。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还有南共、波共、匈共，……，都曾有过将党内认识分歧政治化，将党内政治矛盾敌对化、残酷化、乃至血腥化的痛苦教训；且有的——如朝共——还至今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东方各国共产党夺得政权后抛弃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多元政治文明，完全没有一个批判地继承的总体把握：只看到竞争政治之弊，却看不到竞争政治之利。由于完全排斥多元文明，于是便发生了如此吊诡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允许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异议存在。这在毛时代如此，在邓时代也如此，且迄今亦然。 于是，处在这样一种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来说，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传统一元化文明中，又谈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谈何对夺权后的国家建设理论作进一步探索？如此一来，又怎能不对东方革命实践中的大弯路付出数代人的惨痛代价？ 我们知道，文革的发端，是以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主轴的。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便终于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农，邓路线重菁英，……，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然而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却不难发现，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但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又都有着一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打掉了左派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 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左一右两条路线，不仅丝毫谈不上互补，也从来没有过互补。相反，二者却总是在互斗、互惩、互损和互践中，把对方当着阶级敌人来打，且迄今亦然。中国民间今天正在彼此恶斗着的左右两派，不过是其在党外的缩影：“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71] 如此一来，两条路线的恶性互动，其结果便是无可挽回地分别都走向了登峰造极的极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为对方的东山再起和取而代之，行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奠基礼。如此互为因果，两个三十年，算是走了一个轮回。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和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的确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国人希望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的初衷，亦并非中共体制的初衷。 如今需要深入探讨的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共产党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历史周期律的边沿？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不妨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李锐、田家英、……等一大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组阁替代毛泽东为首的一帮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又对下台的左派们不搞任何残酷的政治清算，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呢？至少，刚开始蔓延于中华大地的“人祸”饥荒会嘎然而止，其后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也吹不起来，当然就更无后来的文革风暴了。尤其是，如此一来，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政治伦理将得以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崭新的、健康的竞争机制，将会在中国显露其雏形，……。 同理，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对党内外的左派们，能超越个人恩仇、超越左右恩仇、超越路线恩仇，不将党内路线斗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当作反革命来对待；能做到网开一面，不赶尽杀绝，从而让党内一直有个“毛左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再怎么腐败，也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难以收拾的地步，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全然抛开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抛开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步，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将中共与人民的关系，倒退到了几乎水要覆舟的地步、呼唤陈胜吴广的地步，……。 这就是在党内保留对立面的益处，这就是在体制上容忍异端的好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有时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面。由此便完全可以这么说，两个三十年代的历史均不无残酷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前后两位政治强人，都因噎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苦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念周恩来、怀念彭德怀、更怀念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其内心“树小平”的朴实情感。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念右倾的邓小平、一忽儿又怀念左倾的毛泽东，这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发生在人民群众中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稍微抽象一下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和运行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们均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殷殷期盼着体制内能有另一种健康力量能站出来对当今弊政有所制约罢了。可见，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与今日的怀毛，丝毫也不矛盾，完全符合社会心理逻辑。换言之，这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几乎是带有某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文明这种历史必然性，正在通过中国人民对体制内的非主流派，寄予着这种或那种希望之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吗？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追究任何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正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的内耗恶斗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 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事实上，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就合法地存有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这种传统一直为当今各国社会党所沿用。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当初也是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合法共存。中共党内虽然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从无党内合法派别生存的空间，但至少它在“八大”以前，党内还是有较为认真的票决制的。不仅此前的历届党代会，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基本上都还是循政策检讨、辩论后的票决途径，而且即使在如“四一二事变”后的“八七会议”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这类危急关头，也没有因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严峻而“不搞争论”，而“稳定压倒一切”。相反，会上仍然是不同的思想、政策激辩交锋后依票决行事。在延安，作为一线领导人的毛泽东，为了抵制莫斯科的瞎指挥和驳斥党内居主流的国际派，也为了赢得党内的多数，他写过大量以理服人、平等探讨的漂亮文章和作了许多精彩的演讲。尽管此刻也发生了围剿“野百合花”，镇压王实味这一类开中共党内压制公开批评之滥觞的事件，但总起来说，党内那时还未形成一言堂、家长制。这从当时发生的中共高层联手干涉毛、江婚姻，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费尽唇舌说服同僚投王明的票，以及1948年东北战场上的林彪与西柏坡的毛泽东开展的“军事学术”电报大论战[72] 等事例中，均可窥见一斑。 诚然，开放党内多元化，让反对派合法存在,党的领袖就不可能靠权势吃饭,靠“钦定”吃饭了。这么一来，党内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派别的竞争，就不得不遵循一套公开的游戏规则，党内民主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了。既然党的领袖只有靠多数拥护才能坐稳位子，那么党的政策若有重大失误，他也就只好下台承担责任了。其实，下台就一定是坏事？毛泽东建国后要真有机会被选下台，说不定是他的大幸，也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实际上，作为毛泽东思想璀璨瑰宝的军事思想部分，难道不都产生于当年他倍受打击、屡遭罢官后的逆境深思？同样，邓小平1980年代初以“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谁能说不是萌动于他在江西拖拉机厂的钳工台旁？还有，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后来的被迫赋闲，也自会使得这前后两任总书记，均会更深沉地去品味这架他们也曾参与建构过的一元化机器之种种弊端的。 据陆定一回忆，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家们考察去。但仅此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却并非就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 结 语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以探索历史规律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规律，从而，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即使它掌握到了历史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73] 其实，无论是西方社会党国际的成功，还是东方共产国际的失败，无论是列宁、毛泽东当年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还是夺权后干社会主义的失败，其全部奥秘，均正在这里。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切地感受到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辈站到了列宁、毛泽东的肩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献身的那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并非毫无价值？毋庸否认，倘若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人类寻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崎岖道路上，百折不饶地探索，哪怕是失败的探索，我辈今天就仍旧还会沉浸在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跨越、绕过、省略、忽略的无尽黑暗中，还会在那个“造反-皇权”的千年历史怪圈中，左冲右突，盲目摸索，直到再次头破血流。 是的，正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英勇牺牲和流血奋战，用他们辉煌成功和悲壮失败的双肩托负着我们，才使得我辈今天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地重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理论魅力：“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4] 因此，中国共产党若不根据“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的失败，痛定思痛，回到唯物史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即：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地夺得政权后，还须自觉地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新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以此来抵御本国那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的复辟，——那么，数代老一辈共产党人当年洒下的热血，就难免付之东流了。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旗帜鲜明地保卫历史唯物主义，保卫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反对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要反对那种以小农社会主义始，以封建社会主义终的东方版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与统治中国思想界大半个世纪的苏版马列教科书中的唯心史观，作彻底的决裂，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承认和顺应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驾驭这个历史必然性。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就是要毫不含糊地与那种禁锢和窒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元化学风决裂，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 总之，毛泽东当年突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邓小平当年突破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同样是艰难的、也是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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