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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淼的“中国经济学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2018-9-12 22:5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290| 评论: 0|原作者: 屈炳祥|来自: 经济学家圈

摘要: 现代经济学由于它固有的阶级属性和一系列以庸俗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立论基础,使它的理论不可能被全人类共同接受。特别是还由于这一理论经历过“华盛顿共识”的武装,达到了庸俗经济学的极点,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

洪教授说:

【“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的)”。

对此,笔者认为,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虽然不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经济主体,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都要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来从事经济活动。但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自然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运行规则与发展规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其运行与发展只接受资本主义一种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包括资产阶级国家的指导与约束),而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所以,它除了要接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和约束外,更要接受(不论其广度还是深度)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指导与约束。此外,它还要接受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即国家法律、政府政策、国民道德、传统文化、历史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或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现代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同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它们却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方式。我国经济的这种现实及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现代经济学过去从未碰到过的,因而,它无力面对我国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理论说明、解释。

此外,进而言之,笔者还认为,现代经济学不仅不能说明、解释中国的现实,指导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而且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也说明不了,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科学。那种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是科学、乃至唯一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公众、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伪科学与反科学的东西。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它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由一系列假设条件作前提的基础上的。这些假设条件因为是假设的,所以就没有任何客观依据,而只能由经济学家们频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任意想象。并且这些由经济学家们想象出来的种种假设条件还极其苛刻与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那样,几乎是到了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空气阻力的世界。这岂不荒唐?具体情况无需细言,仅以所谓“经济人”假说为例。经济人假说,是全部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第一个、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它认为,人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一种所谓的“经济动物”,其秉性就是自私,乃至极端的自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法则进行的,并且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如此而已。

这样的假设岂不荒谬,令人恐怖?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理论还有科学性可言吗?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原创者亚当·斯密在他进行《国富论》创作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对道德哲学的研究,并且还抽出时间对他的《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在1767年出版了第3版;1774年,《国富论》写作完成,斯密又一次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出版了它的第4版。此后的16年中,斯密除了对《国富论》仅做过一次修订外,其余全部时间一直在潜心修订《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其第5、6版,直至他的人生终点。这一情况是否表明斯密对所谓“经济人”假说一事本来就心存疑虑?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理论能是科学吗?这样的理论,能真正说明、解决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吗?试问:那种困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二百年的经济周期问题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排除或遏制?或者那种市场需求不足、劳动就业不充分,或者所谓流动性时而过松、时而偏紧的难题为什么总是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缠绵缱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别的且不说,就以本世纪来发生的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尔后又危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那些宣称可以将经济活动数字化、信息化,对经济运行作精确计算、准确预测的现代经济学,为什么事先没有丝毫觉察,作出点滴反应?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美国15000多位经济学家全都成了聋子、瞎子!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皇到伦敦经济学院向经济学家们发出“为什么英国经济学界没有人预测到这场危机?”的质问时,在场的经济学家们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全都成了哑巴和傻子!试问: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权威性到哪里去了?这能让人们相信现代经济学是科学吗?否!不仅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度的人们不相信,而且连那些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是那里的政府高官也不相信,甚至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金融危机,他们并不热心去请教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大师,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去请教那位已经离世100多年的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去拜读他的《资本论》。一时间,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热、《资本论》热。由此,还掀起了一股经济学改革浪潮。这岂不是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吗?这正好从另一方面对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权威性作了个最好的诠释。

上述可见,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不能说明、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现实,至于它的研究方法,乃至表术用语就更是不值得一说了。因为研究方法、表术用语是为一定原理的阐述和理论体系的建立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要求就会有什么样研究方法和术语来为之服务。由于现代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自然,那种所谓一定要把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的“最主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主张也是完全错误的,极端有害的。同样,那种所谓中国经济学只能“快速转型”,“与现代经济学接轨”,而不能“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的主张更是荒唐、怪谬与霸道。试问:一种连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都说明不了、解决不了,因而连西方人都不相信的理论,怎么又可以解释、说明和指导中国现实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要将它强加给中国,而不让我们独创一个有别于它的中国经济学呢?这是谁家的理论、谁家的逻辑?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将中国经济学往被殖民的路上引吗?这样的理论、这样的逻辑我们绝不接受,这样的路子我们绝不走!我们一定要奋发努力,另辟蹊径,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拒绝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若对某些具体原理作具体分析,还是有着某些合理成分可以为我们借鉴的,如其中的弹性原理、边际原理等等。此外,还有那些阶级性不太强、意识形态特征不太重的应用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借和鉴利用的,我们决不会将之一律拒之门外的。当然,这种借鉴与利用也是有选择、有条件、有分寸的,决不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

三、中国经济学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武大教授:洪永淼的“中国经济学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中国经济学既然不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而需要另辟蹊径,那么,这条路又该如何走?习近平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研究和总结我国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论抽象与升华,创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此,洪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主张、不支持我们的选择。洪教授说:“在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日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避,也不必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非凡观察力与洞察力,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还说:

【“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限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近几十年人类的一项崭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够。”

云云。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不适用,有局限,不能作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南与依据。

对此,笔者只能这样来回答洪教授:“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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