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笔者综合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整个思想，就这两个问题作番尝试性说明，以期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第一，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的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在其自身发展的长河中，它的任何一种发展与任何一次更替，生产力或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总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原因。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是社会的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替代的。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生产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生产力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它再先进、再完备也无法实现社会的发展与更替，特别是社会的更替。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并不是如寒来暑往、四季更新那样一种纯自然的演化，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因而，它决不是社会某一因素、尤其是像生产力这种具有较多自然属性的物的因素的单独作用就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 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 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 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等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其变革与更替就更是“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了。[7]460-461 这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就是那个代表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成熟程度及其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劳动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7]490-491 这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仅有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是绝对不够的。不然，那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世界上的美国早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生产力如此发达的国家至今却还处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这是为什么呢？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还缺乏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自觉的政治斗争。
不仅如此，事实还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不仅少不了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还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革命的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指出：“诚然 , 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样是有否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嫌呢？对此，毛泽东回答道：“没有。”“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8]325-326
事实正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也作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科学预言。[3]831-832 但是，时至今日又过去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他的预言还没有在这世界上的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这难道说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吗？笔者认为，不是。马克思的科学预言仅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明，即一种抽象推理，或者说纯粹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社会上层建筑的诸因素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反抗，但是，这仅仅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3]831 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更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与指导。所以，在这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美好现实。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诞生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永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社会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第二，关于“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或者说，它到底是当时社会发展中最高水平的生产力，还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根据他亲自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坚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即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这个量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量或多高的水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就在我们引文的后面紧接着作了清楚明白的说明，遗憾的是人们对此没有作出应有的反映，更不用说把握其中的真谛。马克思如是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9 在这里，马克思如此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既可以是那种“已经存在”或成熟的生产力，也可以是那种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所有级别的生产力，并不一定是100%，也不一定是90%或80%，或许只是50%，甚至比这更低。至于到底是多少，马克思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规定，而只能由决定社会变革的诸种因素的对比关系来确定。可见，这是一个极富弹性的可变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作基础，所以马克思在其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而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他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对他关于“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作了说明。首先，他针对俄国思想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疑虑，表示“同意”他的后一种意见而反对前一种意见。他明确指出：“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 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即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笔者注）,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9]129
后来，即1881年2、3月间，马克思又在给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 ‘农业公社’ 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 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 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 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 最后, 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 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 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 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 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9]435-436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仍然需要社会革命来推动。他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9]441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与支持，并且还进一步认为，即使是那些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的更为落后的国家，只要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它们也一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他指出：“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10]53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在没有可靠的社会实践与成功经验之前是不会仅凭个人主观想象来胡说一气的。
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先后就有了列宁领导的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原先都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比如，俄国就是一个刚刚推翻沙俄统治才几十年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农奴制仍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也相当落后。我们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创立之前，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远远没有达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与广泛程度。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确把握与熟练运用，并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带领亿万人民大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再一次创造了人间奇迹。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包括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崭新变革，先进生产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它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任何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包括现代社会，除了生产力之外，还要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尤其是阶级斗争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如此，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上层建筑诸因素还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可见，那种把先进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唯一因素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那种只有等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100%的完善程度时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并不违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恰恰相反，它正好是马克思这一科学原理的正确运用。这样，正好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真正贯彻到底了。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诞生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100多年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就一直困扰着他的后继者，包括今天世界上一直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认识（少数例外），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在这两个方面犯了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必须明白，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笔者注）。整个说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293我们的经验教训恰恰就在于少了这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科学头脑与“实事求是”务实精神，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了僵硬的教条，并且在长时间内不认识，不觉悟。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说明坏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我们认真读好马克思主义的书，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既要弄懂其一个个具体原理，又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还要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们的头脑多一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确实将过去的经验教训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富有智慧，进而也就一定能开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获得新知识，赢得新进步。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5]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屈炳祥，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