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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暨五十人论坛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8-9-21 11:18| 发布者: 仙人掌| 查看: 7914| 评论: 1|来自: 凤凰财经

摘要: 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

 再有,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地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个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以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下一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楼部长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就是它是隔离了,实际上我们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P2P为什么那么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学届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盛洪:刚才吴老师讲产权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法制化,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的作用,50人论坛的作用,主要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当我们看到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我们也要出来提出警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时刻。
  简单地来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
  第一,我们走向了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
  第二,同时在市场化的初期,我们的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前几年我也提出来,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个报告在研究,但是这个报告现在没有发出来。它提出了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做了几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
  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是其实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什么情况?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
  1,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
  2,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谢谢大家!

李扬: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我谈一点粗浅的观察。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不是那种非常系统的调查。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仔细分析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致上四个原因。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我们会看到统计局的数字,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真的,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有很多的办法,其实已经有一轮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资产负债表整个没了。这一轮我觉得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国进民退这个事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国企来收购的方式,注入了资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业,不要去派干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换掉,不要做这个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其实我上次在50人论坛也说过,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有救市的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国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这个过程中是遵循市场规则的,所以这样救市措施基本上都会使得政府当局,就是财政和央行是赚钱的,中国救市是不赚钱的,是赔钱的。如果考虑考虑像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谢谢。

胡鞍钢:我想简要的回应一下林毅夫提的还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学家或学者怎么样更多的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未来。因为总书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会有大变局。

我们2011年做了一个“2030中国与世界,当时是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现在又进一步用世行的数据,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南方在崛起。这么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50%,现在已经超过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计的话,可能会达到世界总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话,可能规模还会进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变了世界。如果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我们回过头就要讲,中国到底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中国所提出的方案,从20年前江泽民同志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到20年后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我称之为三大计划,一带一路,亚投行的模式,还不光是这个,还包括丝路基金。特别是这次又成立了国际发展署,更加规范的去做ODA。因此,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抓住了。
  今后的发展来看,怎么样去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我前段到非洲做了一些调研回来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等。因为我们注意到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整个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都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别是这次中国和非洲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我也回应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发展的经验,发展的案例。
  因为最近我也是给非洲的一些部长——他们到中国来培训——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有规划。但是怎么落地等等,他们都提了。
  第三个来看,确实有发展理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至少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等。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我也觉得需要来认识。谢谢。

吴晓灵:新时代改革新使命。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发言完毕。

许善达:我谈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原来我们国家一般来说都是科教文卫,这些都放在一个口里头。我觉得从最近的形势发展,我们各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的。  

第一,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讲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我想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让它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所谓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来研究一下。
  这里头我感到我们跟美国、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较的话,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的仔细一推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政策对于科技发展实际上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我们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怎么改进,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需要什么新的我们提出建议,进入决策考验范围。
  谢谢大家!

  潘仲光:我想新生命应该就是要在科技方面要领先全世界,这里我做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在谈的科技就是人工智能、无人工厂、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讲难听一点,都是下游的应用,是市场应用,如果不掌握上游的技术,这些应用也拓展不开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讲几个案例。
  大概三个区块:新能源、芯片处理、显示技术,这是上游。新能源的聚变能以及立体光伏,在聚变能方面太台湾同胞其实已经有世界纪录了,但是他们找不到钱,所以最后还是把这些科技卖给日本人、美国人。
  在芯片处理方面,像台积电,他们已经在研发3纳米,有很多教授在这个方面都是取得了世界纪录。这方面他们也是找不到钱。
  在面板技术,下一代可折叠、虚拟实境的面板,比较可笑的是,我们国内有16家工厂,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全部去挖韩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韩国人的技术,三星现在是95%的市场垄断,在下一代的显示技术,他们全部挖的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师,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三星的这些技术、LG的技术当初都是从台湾地区买过去的,或者学过去的。台湾反而是这些相关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是找不到投资人,因为国内刚才白老师有说过,政府有很多政策,只能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不会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它要给私人或者是私有企业的话,他们都是不敢的,这方面建议有一些改善。
  美国的科技当然研发还是世界第一,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母校卡耐基梅隆,他们是愿意跟(中国)合作的,你只要出钱一起合作,这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这些专利都是可以合法转移的,不需要做一些潜伏在某些机构里面的这些人,这些都不需要做了,因为其实是有合法的做法,而且他们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每年都有跟自己的母校做合作,我也建议我们的很多机构可以公平、公正、光明地跟这些机构来做合作,技术也是合法的转移。谢谢大家!

刘晓艳:因为我们来自市场,所以说一些对市场的现象的感受和观察,现在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各种重磅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比以往更强烈,这些现象是很奇怪的。而且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真的是你觉得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而是在发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四个方面,请大家考虑一下。  

第一,我们所有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有两个方面:
  1,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门要打开。
  2,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第三,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得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大家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谢谢!

马建堂: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营企业的领导、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60%多的GDP,民营企业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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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18-9-24 16:16
看到吴市场改开没到位就不想再看下去。什么叫没到位???到穷人统统扎肫才叫到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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