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经典作品,写于1971年意大利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说明妇女的无偿家务如何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劳动力(即工人每天去给老板打工的能力),并探讨妇女如何能够利用这一知识去参与阶级斗争,促进能够真正解放妇女的革命。共产主义

意大利文原文《Donne e sovversione sociale》,由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 写于1971年。该文章1972年与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的位置》及她们两位共同撰写的序言编成一本书《妇女的权力与社会颠覆》(Potere femminile e sovversione sociale)。

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经典作品-激流网

以下评论尝试对“妇女问题”进行定义和分析,并将该问题置于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创造的全体“女性角色”中进行讨论。在本文中,我们以家庭主妇作为女性角色的中心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每一位妇女都是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亦是如此。换言之,家务劳动不仅按照劳动时间和劳动性质来衡量,还以其生成的生活和关系性质来衡量,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家务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妇女的地位,与身在何方、属于哪一阶级无关。在本文中我们虽然关注的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的妇女才受剥削。相反,本文旨在证实工人阶级家庭妇女扮演的角色对于其他所有妇女的处境具有决定性,而前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切将妇女看做是一种社会“种性”(caste)1 的分析都必须从对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处境的分析出发。为了以家庭主妇为中心进行讨论,首先需要进行简要地分析,包括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摧毁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以形成现代家庭的,以及家庭主妇在现代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资本主义对家庭和共同体的摧毁过程尚未结束。尽管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就西方世界尤其是意大利展开讨论,但我们希望澄清的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控制着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对各种已有的家庭和共同体类型的摧毁必然发生或已经开始。我们也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拥有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的家庭形式,是家庭在资本主义下所能呈现的最终形式。但若要对各种新趋势进行分析,就必须先对资本主义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家庭形式,以及妇女今天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并将其看作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时刻进行分析。我们还打算通过对在家庭之外工作妇女的处境进行分析,完善对女性角色的探讨,但是鉴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择文再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展示两种独立体验之间的联系,即作为家庭主妇的体验和作为工作妇女的体验。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妇女日常斗争,直接与工厂组织和家庭组织进行对抗。自那以后,妇女在家庭内外的“不可靠性”迅速增加,并直接与工厂通过时间和空间展开的管制进行对抗,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组织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2 进行对抗。青年男女工人更易旷工,更不遵守时间安排,工作流动性更高。但是,在青年时期的关键时候,男性往往是新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整体上女性则不用受此束缚,但却必须一直考虑家务劳动,因此女性注定更不遵守工作纪律,破坏生产流程,提高资本成本。(这也是实行歧视性工资的一个借口,歧视性工资一般数倍于资本损失的补偿数额)。无法遵守工作纪律也是家庭主妇们在将孩子留给工作丈夫照看时的说法。3 这一趋势正是也将越来越成为工厂和社会工厂体系中危机的决定性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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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妇女运动频发,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运动拥有不同的指向和范围,其中有些人认为社会的根本冲突是男女之间的冲突,有些人则认为妇女的处境是阶级剥削的具体表现。乍一来看,前者的立场和态度较为复杂,对于那些之前参与过激进政治斗争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以性剥削作为基本社会矛盾的妇女,是显示我们自身挫败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妇女运动内外数以百万计的妇女都有过这种挫败感。有些人是这样定义她们的女同性恋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别涉及美国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因为我们同女人在一起,所以我们承认不再忍受同男性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将妇女放在从属地位的权力关系。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被转移了,我们的力量被分散了,我们的目标被限定了。意识到这些,我们与妇女的联合便会开始。”基于这种对异性关系的拒绝发展出的一场女同性恋运动,认为有可能构建一种没有性权力斗争、没有生物社会单元的关系,同时认为我们需要接受更多的社会可能性和性可能性。现在,为了理解妇女以越来越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我们必须明确是资本主义家庭的本质导致了这种大规模危机的出现。但是对妇女的压迫毕竟在资本主义出现前便已存在。资本主义加剧了对妇女作为女性的剥削,却也带来了最终解放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家庭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出现前的父权社会中,家和家庭对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来说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社会化生产逐渐以工厂为组织中心。那些在工厂这一新生产中心里工作的人们可以得到工资。进不了工厂工作则领不到工资。由于家庭得依赖于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劳动,所以他们失去了家庭所赋予的相关权力,而这却被认为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必要的。资本摧毁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共同体和生产,一方面这将基本社会生产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里,另一方面则从本质上让男人脱离了家庭,将其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男人必须肩负起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简言之是肩负起为所有没有工资的人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从那时起,那些无法生育、无法为工资赚取者提供服务的人开始被从家里驱逐出来。首先男人离开了家,然后是孩子;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家庭不仅失去了生产功能,也不再是教育中心。4

男人基于严格的劳动分工担任着父权家庭专制领袖的角色,以致于妇女、儿童和男人的体验从获得时起便具有了矛盾性。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农奴共同体里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看起来都有着相同的目的:要么是为了封建领主的财富,要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农奴共同体都被迫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展开合作,其中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受限程度是一样的,这正是资本主义需要打破的。5 就此意义而言,不自由的个人和不自由的民主6 同样面临危机。在从农奴制到自由劳动力的发展过程中,男性无产阶级同女性无产阶级分离开来,两者再同他们的孩子分离开来。不自由的男性家长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两性和世代的体验变得矛盾重重,导致了更深刻的异化和更具颠覆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儿童同成人之间的分离对于理解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离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完全理解就妇女运动而言斗争组织只能以克服分离为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分离是以雇佣劳动的“自由性”为基础的,就算妇女运动采取了暴力的形式、拒绝与男性建立任何关系,也只能是努力克服这种分离。

教育中的阶级斗争

通过对近几年新出现的学校进行分析,特别是那些伴随学生运动诞生而出现的学校,我们认为学校就是意识形态规训、塑造劳动力和老板的中心。那些可能再也无法出现,或至少再也无法达到如此深刻程度的,正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之前存在的;这便是孩子第一天上托儿所时经常遇到的,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丢在托儿所、父母抽身离去时,一股绝望之情油然而生。但就在这一刻,学校的故事便开始了。7

以此来看,小学生并不只会跟着高年级的孩子鹦鹉学舌,要求“免午餐费、免学费、免课本费”,他们也可以以某种方式同高年级的学生联合起来。8 小学生们,工人的子弟们,往往已经意识到了学校正以某种方式令其同自己的父母和同侪进行对抗,因此他们便本能地开始抗拒学习,抗拒“接受教育”。被关在英国“智障学校”(educationally subnormal schools)里的黑人儿童身上也出现过这种抗拒。 9 跟黑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一样,欧洲工人阶级的孩子认为老师就是教给他们对抗父母方法的人,这种对抗不是为了孩子自己,而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受剥削阶级的子女在统治阶级组织和控制的机构中接受规训和教育的生产体系。10

那些上了大学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很少上不了大学的)洗脑洗地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同自己的社群进行对话,这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始于托儿所的异化灌输是以家庭分裂为基础的。

然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了第一批出于本能反抗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将其送往学校,并用学校限制他们,是因为父母们认为孩子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训练远离限制自己的流水线或厨房。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展现出了某种天资,全家的关注将立刻聚焦,为其提供最好的条件,即使牺牲他人也在所不惜,全家人希望这个孩子能带领他们跳出工人阶级,并为此孤注一掷。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资本流动的方式,资本利用父母的强烈愿望,规训新劳动力。

在意大利,父母越来越没法将孩子送去上学。孩子对学校的抗拒甚至在还未组织起来时便愈演愈烈。

儿童们的抗拒随着学校教育的增加而增强,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拒绝接受资本对其年龄的定义。儿童看到什么便想要什么;他们尚未理解一个人只有付钱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有钱付款,必须要有工资,因此也必须是成人。怪不得很难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拥有电视告诉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

但是新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难向他们解释,变为成年人是一个专治的时间点。相反,年轻一代正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年龄: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南部,年仅6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对抗警犬了。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和北爱尔兰见到了同样的景象,儿童像成人一样积极地进行反抗。如今儿童(和妇女)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怪乎出现了更多儿童(和妇女)参与革命斗争的例子。新的情况是,尽管儿童被排除于直接生产之外,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参与有了“自主性”(autonomy)。11 在工厂中,青少年们拒绝接受年长工人的领导,在城市里,他们成了反抗先锋。在大城市里,好几代核心家庭都产生了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始撼动既有权力的框架:在第三世界,先是失业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然后才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6月1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次校长会议,有位校长因为打学生而受到了警告:“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因素”潜伏在各个角落,似乎计划着侵蚀所有权威的力量。”这“是一个阴谋,企图摧毁我们赖以构建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学校就是这些价值观的坚固堡垒。”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12 领域里阻碍他们各种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迫使每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19世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度、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13 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