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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纲领 辉煌的成就——对前三十年农业纲领的评析

2018-10-8 23: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119| 评论: 0|原作者: 唐青钊|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我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是一个过程,这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的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毛泽东年谱》 第三卷 第509页),新中国三个农业纲领性文献,既基本反映了这一“集体性逐步提高的过程”,又反映了对这一“集体性逐步提高过程”中内部关系的调整和稳定,因而这三个纲领性文献 ...

人民公社集体化这个组织,具体有五大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从个体农业到合作化再到集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由个体生产发展简单协作,再发展到分工协作的变革,因而农村的村社集体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其次,是以村社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土地集体公有制度,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劳动和核算的村社集体土地制度就是集体内的成员“人人有份”;

再其次,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

又再次,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最后,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实行党领导下的农民自主民主管理。(张文茂:《再谈农村集体经济的几个本质特征》)

这些本质特征和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决定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先解决农业即粮食问题,再逐渐展开农村工业化进程,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张文茂:《毛主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后来的农村改革》)

人民公社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组织,而是集农业产业、农村工业于一身,并外联国家工业的一种经济组织。这个经济组织并不设想“队”共“社”的产,而是设想以“社”为单位,将社队工业做大做强后“社”共“队”的产,从而实现农业产业的发展、农村工业的壮大,农民的共同富裕。

人民公社是一个农村村社组织。人民公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更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于一身的农村人民公社村社组织。这个村社组织的外在表现就是农村城镇化——既然人民公社是一个集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组织于一身的坚实的“载体”,那么,在人民公社内部推行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农村在1970年代普遍进行的居民点实验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发端。中国农村城镇化也是当时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将大量的资源放在大城市的建设上,既解决不了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应该将资源主要用于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城镇上,使中国构成由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农村城镇和农村村庄为一体的“珍珠链”式的城镇化体系。

新中国农业三个纲领性文献形成的过程和它确定的内容,表明它是既具有民主性又具有科学性的纲领性文献,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却是一束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和改变了我国农村的面貌,而且为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道路基础和制度基础,加速推进了我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首先,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和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求。我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诗经》中吟唱的周人早期“十万维耦”的农业劳动场面,就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业的早熟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农业的早熟和高度发展,虽然催生了中国社会的早熟和高度发展,但同时催生了中国社会“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

其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中国农业,在它的土地比较公平地分配的时候,社会就走向稳定和繁荣;而一旦社会豪强并起、土地兼并不可抑制的时候,就成为了社会动乱之源;而社会的每一次动乱必然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摆在我国面前发展农业的道路无非是欧美式的道路、印度式的道路和新中国式的道路可供选择。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道路,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但这样的道路,对于我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原因有二,一是欧美资本主义农业早就抢得了发展的先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后发国家的农业除非具有“超常”的本领,否则受伤的必然是后发国家的农业。其二,我国虽号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实际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多地少、水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以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农业,必然走上“羊吃人”“棉吃人”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并且是不可能再复制英美发展之路的老路,其结果只能是半死不活的中国农业、贫穷落后的中国。即使有所发展,也不过是中国拉美化——像巴西、阿根廷一样,成为被国际垄断资本切断的“血管”。

印度的道路,根本不是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后面我们将涉及到,印度这种企图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既在他们的“柴达明”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设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在封建所有制的破麻布上绣上现代工业之花,不过是“马屎面光,里面粗糠”的憨货。

中国几千年农业发展的历史、欧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历史、当代印度农业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农业。它体现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规律,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求,而新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献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规律和反映了这一要求,因而它是科学的并且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已然证明是科学的。

其次,它经典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智慧和意志。当代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对于大洋彼岸耸立自由女神的地方具有谜一般的宗教情结,以为那里是民主的灯塔;在他们眼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来就是缺位,甚至根本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忘了:社会主义,必然人民民主,不人民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农业三个纲领性文献形成的过程和确立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

我们上面只是粗略地涉及到三个农业文献形成的过程,而实际的情形要比这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即便如此,也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要优越得多、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

这三个农业纲领性文献,向人们昭示了:文献的形成,首先是初步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拿出主题、提纲,其次是发扬制度民主——在国务会议上进行演讲、讨论、修正,再次是进行全民的讨论——广泛征求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才形成《决议(草案)》。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而是循环往复再进行一次、甚至几次的广泛征求意见,并在试行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党的全会上通过才成为纲领性的文件。

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实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施过程,实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体现,实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不仅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形式,而且更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正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和意志,因而“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起到了调动亿万农民“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效果。

再次,它是理论原则性与具体操作性的统一,较好地指导了农民的具体实施。这束农业纲领性文献,既高屋建瓴,又通俗大雅,用农民群众听得懂、记得清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和集体化理论,规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文既不深,辞更不涩,明白如话,催人奋进。

比如,农业“四十条”,基本就是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具体要求。再比如,《人民公社六十条》,实际就是规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公社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大队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生产队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社员家庭副业怎么搞;社员做什么,怎么做;干部怎么设、做什么,怎么做;人民公社的监察组织、党的组织怎么设,做什么,怎么做。虽然有六十条之多,但由于分门别类,就显得要言不烦、通俗易懂了。

新中国的农业纲领的精神,可以精炼地概括为:政治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农技上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具体指标是粮食“四、五、八”、农业机械化,真的是好记易懂。惟其如此,才能更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并为之奋斗。

最后,它的特优点和缺点并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束农业纲领的特点和优点是很明显的,以上所指出来的就是。它的缺点也是存在的,比如,将提出的农业各项指标太具体化和绝对化。这可能在当时,对于说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和鼓舞他们的斗志是必须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然而,实在不幸得很,有些指标确实是机械地规定了时日,而且更不幸得很,有些指标确实规定得太高了,到期却没有完成目标任务,以至被某些人抓了辫子,打了棍子。这是个缺点,应当承认。

当然,我们回答这些先生的责难,只引用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就够了,“不管最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228-229页)

二、纲领结出了辉煌的农业成果

纲领就是前进的旗帜,纲领就是前进的方向,纲领就是前进的目标,纲领就是前进的任务。新中国制定的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农业纲领,就是我国农业前进的旗帜、前进的方向,就是我国农业在一定时期奔向的目标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在我国农业纲领的指引下,前三十年的中国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辉煌的成就之一就是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现在某些人总在那里大喊大叫:前三十年光讲阶级斗争、只抓阶级斗争,不管人民死活;总在那里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吃不饱、穿不暖,困苦不堪。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毛泽东早就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将全国人民的“吃穿用”三字,抓得很紧,很紧;农业“四十条”的核心,就是增产粮食、棉花、肉食、油料和其它农产品,并且像《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指导前三十年整个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时代的纲领性文件。满足全国人民“吃穿用”需要的基础,是粮食、棉花、油料和其它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自1956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来,粮食、棉花、肉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如何呢?

关于粮食生产。自1956年全国农村合作化以来的我国粮食生产,总起来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短暂的倒退。下面以国家统计局编著的《奋进的四十年》公布的数据为据并基本以五年增长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加以说明。

1949年,粮食总产:11318万吨,人均:209公斤;
1956年,19275万吨,人均:307公斤;
1958年,19765万吨,人均:300公斤;
1959年,16968万吨,人均:253公斤;
1960年,14385万吨,人均:217公斤;
1961年,13650万吨,人均:207公斤;
1962年,15441万吨,人均:229公斤;
1965年,19453万吨,人均:268公斤;
1970年,23996万吨,人均:289公斤;
1975年,28452万吨,人均:308公斤;
1979年,33212万吨,人均:340公斤;
1982年,35450万吨,人均349公斤。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第368页)

这组数据表明:自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来,1960年、1961年,粮食总产和人均粮食是有一个倒退,但是,这个倒退基本与1949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持平,也与当今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持平,如果比较公平地占有粮食,不会大规模地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事件。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以来,粮食总产总体上发生了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过程,从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到1982年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年间经历了一个年均粮食增产达3.4%的高速增长过程,这个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期世界粮食增长速度的一倍,(同期世界年均粮食增长约1.8%,《国家统计信息网》),因而这个粮食年均增长数据足以驳倒“农业集体经济低效”的谬论。

这组数据表明:虽然在1962年以后,我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从1962年的6.7295亿人,增长到1970年的8.2992亿人、1975年的9.2420亿人、1979年的9.7542亿人、1982年的10.0072亿人,我国人均粮食的增长跑赢了人口的增长,1970年,人均达到289公斤;1975年,达到308公斤,这就是当年邓小平在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的,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毛泽东年谱》 第六卷 第607页)1979年,达到了340公斤;1982年,达到了349公斤。

因而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来说,低水平的解决温饱问题,我国197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中等水平的解决温饱问题,1982年即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前也基本解决了。那为什么中国人总感觉前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度呢?答案就在这中低水平的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上。

按照杨松林先生的比喻,就是:

【如果按1982——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把这360公斤分成5个烧饼的话,那么,“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3个烧饼;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相当于吃了3.5个烧饼;1970年的人均289公斤相当于吃到4个烧饼;1975年的人均308公斤相当于吃到4.25个烧饼;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相当于吃到4.72个烧饼,也就是察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有垫到嘴里。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2年——1983年,把最后一口烧饼垫到嘴里,我们叹了一口气:‘早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么有效,前面的努力不是白干了吗?’”(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第423页)

关于棉花的生产。穿好穿暖,棉花的生产是基础。棉花的生产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即总面积和单产。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奋进的四十年》提供的数据,

1949年,我国棉花总产为44.4万吨;
1955年,为151.8万吨;
1956年,为144.5万吨;
1958年,为196.9万吨;
1959年,为170.9万吨;
1960年,为106.3万吨;
1961年,为75万吨;
1965年,为209.8万吨;
1970年,为227.7万吨;
1975年,为238.1万吨;
1980年,为290.7万吨;
1982年,为359.8万吨。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第368页)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除1960年和1961年棉花总产量下降比较厉害以外,其余年份,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棉花的生产已经基本满足人民低水平的需要,而到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穿暖的需要了。

关于油料的生产。

1949年,256.4万吨;
1952年,419.3万吨;
1956年,508.6万吨;
1958年,477万吨;
1959年,410.4万吨;
1960年,194.1万吨;
1961年,181.4万吨;
1965年,362.5万吨;
1970年,377.2万吨;
1975年,452.1万吨;
1975年,452.1万吨;
1980年,769.1万吨;
1982年,1181.7万吨。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第368页)

关于猪牛羊肉的产量。

1949年,220万吨;
1952年,338.5万吨;
1957年,398.5万吨;
1962年,194万吨;
1965年,551万吨;
1970年,596.5万吨;
1975年,797万吨;
1980年,1205.4万吨;
1982年,1350.8万吨。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第371页)

关于水果的生产。

1949年,120万吨;
1952年,244.3万吨;
1956年,310.5万吨;
1959年,425万吨;
1960年,397.7万吨;
1961年,284.1万吨;
1965年,323.9万吨;
1970年,374.5万吨;
1975年,538.1万吨;
1980年,679.3万吨;
1982年,771.3万吨。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 第369页)

并且,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代表:单车、手表、缝纫机及收音机等所谓“三转一响”的轻工产品已经基本进入寻常百姓家,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拥有这些轻工业生活用品。

这些事实表明:前三十年对人民群众的“吃穿用”是抓得很紧、很紧的,并且前三十年的中国和前三十年的中国农村,不仅基本中等程度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农民的低水平的初步富裕,按照埃德加.斯诺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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