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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纲领 辉煌的成就——对前三十年农业纲领的评析

2018-10-8 23: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117| 评论: 0|原作者: 唐青钊|来自: 昆仑策网

摘要: 我国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是一个过程,这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的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毛泽东年谱》 第三卷 第509页),新中国三个农业纲领性文献,既基本反映了这一“集体性逐步提高的过程”,又反映了对这一“集体性逐步提高过程”中内部关系的调整和稳定,因而这三个纲领性文献 ...

三、在比较中重估新中国农业纲领的意义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不比不知道,一比较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的成就就凸显出来了。

(一)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成就与旧中国农业的比较

诚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旧中国是一个半饥饿国家。

中国虽然自古就是以农立国,但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少数几个年代能吃饱穿暖以外,人民大都食不果腹、饥寒交迫。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统治者吃人,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吃人,盖为所言非虚。著名史学家邓云特先生就认为:“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为之惊诧,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从“市售人肉”到“人肉军粮”,从“易子而食”到“吃尽长安一城人”……自有夏至满清,人相食,不绝于史;向望于道,不绝于耳。以至邓云特先生一声浩叹:“中国饥荒危害之严重,在世界各地中绝无仅有!”(邓云特:《中国饥荒史》)

被民国范儿和公知们视为现代“天国”的民国,更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1949年长江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超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以至县衙前人相食,国民党的县官都为之不平、呐喊。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1900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邓云特:《中国饥荒史》)

上述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司徒雷登先生也不得不冷峻地承认:“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累计饿死过两亿以上人口。

解放前的中国成为一个半饥饿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近现代中国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和《中国农民中的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对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和科学的分析。

毛泽东认为: 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一是大地主,在中国农村人口中,大概占千分之一,约有32万人。他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统治者。代表着中国农村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社会基础,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二是小地主,大约有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剥削方式是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有右派和左派之分,其右派有跑入反革命阵营的倾向,其左派在相当的时候可以走向革命。

三是自耕农,这部分人口大约有1亿至1.2亿,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经营的是小生产经济。

这个阶级有三部分:一为有余钱剩米的,约有1200万人。他们接近中产阶级的地位,总想爬到中产阶级,且对中产阶级的宣传颇为相信,对革命抱着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二为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约有7000万人。他们在小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虽不满帝国主义、 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但对反帝反军阀的运动能否成功又持怀疑态度;三为生活逐年下降的,约有4800万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但由于每下愈况,精神上的痛苦很大,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

这三部分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平时并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涨,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能参加革命,中派也可参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四是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人,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数量巨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两个阶级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经济,但仍然有上、中、下三种区别。半自耕农每年的粮食约有一半不够,须租种别人的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生活苦于自耕农,但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没有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的一半或不足一半。

因此,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生活及艰苦,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的经济地位,与贫农大致相同,其革命要求也与贫农基本相同。

无独有偶,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刚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到明清时期,占人口3%的大地主占有30%的耕地,占人口5-6%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占有40%的多的耕地,占人口91-92%的贫农拥有20%左右的耕地。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对全国16个省163个县涉及大约2000万亩耕地120万户农户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地主和富农,户数17016户,占人口总数的1.42%,拥有耕地14150000亩,户均耕地832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75%。其余农户1179615户,占总人口的98.58%,拥有耕地5850000亩,户均耕地5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9.25%。(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第403页)

土地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从根本上造成了近现代中国农业的停滞和落后,也造成了近现代中国的贫穷和饥饿,更造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百年忧患和屈辱。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立国史,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大型水库6座,大中小水库1223座,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积累的全部耕地面积为10853万公顷,而水浇地面积仅只有17%左右。尤其是作为农业和农村的主人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还是“小字墨墨黑,大字认不得”,并且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将我国农业合作与集体化的成就与旧中国农业做一对比,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成就的伟大,新中国农业纲领确定的农业制度是一个卓越的制度。

(二)农村合作和集体化成就与改革开放时期农业的比较

的确,到1980年中期中国人大多数再没有饥饿的感觉了,而且中国人将缺粮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这确实有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功劳,不承认是睁眼说瞎话。但是,你得承认,按照人民公社1965年至1980 年粮食增长的速度,到1980年代,中国人民也必然能驱除饥饿,将缺粮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这是不是我们将假设当成了事实呢?不是的。据研究,中国由于气候原因,粮食产量大多五年左右经历一次丰年和歉年的波动,因而分析农业数据趋势通常用五年滑动平均数。按照这个滑动的平均数,1968年—1987年的滑动平均线基本是一条快速上升的曲线,19年间人均粮食增加104公斤,年均增长1.75%。其中,1969年—1971年,年均增长达到5.8%;1977年—1979年,年均增长6.8%;而这其中竟有几年还是文革斗争最厉害的时候!

1987年—1998年中国粮食的增长逐步放缓,年均增长0.94%。新世纪我国粮食还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滑坡,2003年人均粮食只有333公斤。此后,所谓的“七连增”、“八连增”,是在2003年谷底的基础上实现的。

因此,前三十年粮食增长的速度并不逊于改革开放之后,事实上毛泽东已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假借毛泽东几年时间,毛泽东也就已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你还得承认,人民公社大规模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建设,为改革后的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你还得承认,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兴办的社队企业奠基,才有了后来的乡镇企业的星火燎原。你还得承认,人民公社集体化时期奠定的基础成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连当今的《人民日报》都不得不认为现在“吃的是大跃进的水,种的是‘农业学大寨’的田”。

你还得承认,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的收入虽然总体在提高、生活还在逐步改善,但中国发生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你还得承认,中国农业的发展早就到了一个十字街口,不改革确实是死路一条了——在经过新中国60多年农业总体上的高速发展后却又重新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土地安全的警钟、种子安全的警钟、农村贫困化的警钟!

(三)农村合作和集体化成就与印度农业的比较

印度与中国有相近的历史、相近的土地规模(解放初期人均耕地比中国多将近一倍)、相近的人口,印度气候温和,自然条件远远优于中国。印度和中国的农业几乎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

但是,到1980年,印度和中国的农业真的成了“龟兔赛跑”:印度的化肥产量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拖拉机的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粮食产量是14015万吨,中国是32056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29%;印度的大豆产量是45万吨,中国是794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764%;油菜籽印度是142万吨,中国是385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71%;棉花印度是1300万吨,中国是2707万吨,中国是印度的208%;肉类印度是87万吨,中国是1205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385%;牛奶印度是1300万吨,中国是114万吨,中国是印度的9%;水产印度是245万吨,中国是450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84%。

要命的是,中国在1980年前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农村文教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而印度至今比中国1970年代的水平还差得远呢!更要命的是,中国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再没有发生大的饿死人事件,而印度直到今天仍然每年有300--400万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网<1997>)

对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原来对中国革命“很不理解”的美籍华人美国大学教授韩东屏先生,在他的《印度见闻和思考——印度让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说你既然让我拍着胸膛告诉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印度根本没法跟中国比。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四十年。四十年前,我上大学前的农村老家就已经比现在的印度领先了很多。 我说一九五零年,中国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还比中国先进一点,两国的人均寿命是一样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9岁,而印度只达到了50岁。 在不到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领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于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给农民分了土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而你们印度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旧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宗教领袖阶级,还在压迫着你们印度人。你们印度的一些穷人见到和尚,还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发生的。”】

韩先生虽然在这里只讲到了中国革命和土地改革,但他实际上已经讲到了我国农业合作和集体化的功劳。

(四)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成就与世界农业的比较

中国1969年-1979年粮食总产从2.11亿吨增加到3.32亿吨,年均增长4.64%;世界同期粮食总产从12.13亿吨增加到15.61亿吨,年均增长2.55%,中国是全球增速的182%。

中国1960年-1980年耕地面积从1.17亿公顷增加到1.34公顷,年均增加0.68%,中国是世界垦荒进度的8.5倍。

1984年与世界1994年比较:中国谷物的单产产量是世界的128%,稻谷是世界的147%,小麦是世界的121%,玉米是世界的91%。大豆是世界的64%,花生是世界的138%,油菜籽是世界的92%,多项大宗农产品单产产量将世界平均的单产产量抛在后头。正因为“耕地面积的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中国农产品增长速度超过世界水平是必然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这几乎都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全部功劳。(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五)农业合作和集体化成就与欧美农业的比较

的确,将一个在备受帝国主义欺凌,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重压迫,人口众多且资源十分有限,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并且只经过短短的27年时间建设的前三十年的农业成就,与没有人口压力且人均农业资源极为丰富、经过数百年工业化建设、有着高度科技成就的欧美各发达国家比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农业现代化,那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怎么比你都相形见绌、自渐成秽。

莫说是前三十年短短的27年,就是经过新中国现在69年的建设,也还是相形见绌、自渐成秽;莫说是新中国现在69年,就是再过69年,恐怕还会有些相形见绌、自渐成秽。

但是,如果我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做这样的对比,就比出了前三十年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辉煌:前三十年新增土地面积达3.9亿-4.8亿亩,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建成的有效灌溉面积接近世界总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是美国灌溉密度的近4倍;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中国农业绿色革命,瞄准世界绿色革命、迎头赶上世界绿色革命、最终超越了世界绿色革命;建立起中国独立自主的化肥工业体系和有机农业体系,事实上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起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不到世界发达国家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的土地,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可爱的艾奇逊老爷的预言彻底破产……这些难道还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吗?这些难道不是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就吗?(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四、新时代农村发展应坚持农业纲领的基本原则

当前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说到底是强化农村土地集体化的问题,还是强化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我国农村正在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这一工作的核心就是进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管理权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并将土地承包期限顺延三十年。这一改革,按照主流的说法,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制度仍然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为根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耦合,并且是我国农村必须长期坚定不移地坚持的四项具体制度。

但是,事有其名,更有其实,并且不是看其名而主要是据其实。回顾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过程,基本是农村土地所有制虚化、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强化的过程。

如果说1994年以前的我国农村土地权力还体现了农村集体尚有一定的权力的话——因为此前的农村集体土地还基本实行“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请不要小看这一规定,因为这一规定不仅体现了农村集体的所有权,而且还基本体现了农村集体内所有成员都有平等地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

那么,1994年以后的我国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基本虚化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名存实亡!——因为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顺延了两个三十年即差不多两代半人的情况下,必然造成集体内成员有人土地多、有人土地少、有人根本没有了土地,并且农村集体无法对本集体内的土地行使任何权力!

并且经过几十年后农村集体内的成员将不知本集体内到底有多少人、哪些人,多少土地、哪些土地!——这不是为土地私有化开了方便之门吗?这不是事实上取消了农村集体对本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吗?这不是事实上确立起部分农民的“永佃权”了吗?因此,这样一条农村改革路径,说穿了就是一条农村改革私有化路径。

要坚持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革,就必须回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化为底线的思路上来。这就是:坚决承认农村人民公社土地集体化的成果,在此基层上,必须首先强化农村集体对本集体内的土地所有权。

这就必须:经农村集体内大多数成员的同意,农村集体有权发包集体土地;有权收回农民荒芜的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有权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集体土地的用途;有权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与其它农村集体组织实行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联合;有权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拿出分配方案决定集体的收益分配。

其次,必须弱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四十年强化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最大恶果就是:大量的田地无人种,少部分人则无田地种,而农村集体组织对此却无能为力。必须坚决制止这一现象再持续下去。

而要制止这一现象,就必须调整农村政策,弱化农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强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少规定农民承包的土地荒芜一定的时间就自动失去了承包权和经营权,否则,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下的土地遗产,前三十年开垦的5亿亩左右的土地红利,就会在一代人手里败光!

第三,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法规政策,保障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社会自治制度的原则规定落到实处,落实到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两只老鼠”的命运。

中国农民成为市民,农民职业化、农民城镇化、农民现代化,显然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历史自然过程。违反这一自然历史过程,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那就是对历史的反动。

但是,中国农民成为“两只老鼠”,成为二等公民,成为弱势群体,显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自然历史过程。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条生产线的“产品”。

因此,解决中国农民“两只老鼠”即“我是市民还是农民和我是哪里的农民”的问题,还得回到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本身。还得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取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寻找“真经”,还得创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阐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还得设计和出台有利于解决农民“两只老鼠”问题的方针、政策,还得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的具体的政策措施,而这个具体的政策措施,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只能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削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

还得回到常识性的天理人情。天理:人不可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农民不可能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空间;人情:中国历来是一个乡土社会,农民安土重迁,即使“树高千丈”也要“落叶归根”,所谓“以脚投票”不过是西化分子以西方的观点对待中国社会。

不考虑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安土重迁的社会心里,借口加速推进城市化,逼迫农民四海为家,以打工为主要谋生的手段,这是造成农民成为“两只老鼠”的根本原因!这是造成农民家庭处于半解体状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造成农民夫妻不成夫妻、父子不成父子、家不成家而发生诸多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要走出一条中国农村新“四化”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村镇生态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之路,就必须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让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

(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夯实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全体成员共同拥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集体土地所有制是不可分割的公有制,不是按份共有的合作制,更不是什么合伙制或股份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的所有制基础——在农村村社集体内,每一个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不是按股权多少说了算,更不是资本说了算,因而作为我国农村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完全区别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只有立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关系,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才能让农村能够重新组织起来。

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并不妨碍创造多种形式的农村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相反,必须依据农村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创新农村各种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比如,可以由村民小组直接组织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在集体的多种经营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由村民小组(或过渡到村后)按照分工分业的原则统一承包给不同的专业组、队,再按照生产成果统一进行分配;在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上,可以独资、合资创办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可以以土地入股、出租兴办其它所有制形式的所有制企业,等等。总之,既要坚持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又要用足、用好和盘活农村土地资产,以发挥农村土地最大效益。

(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将“共同富裕”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支柱,大力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保障我国农村发展方向和农村经济发展壮大的支柱和基础,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根本用不着羞羞答答、犹抱琵琶。

发展壮大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大力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农村土地,要认真落实《宪法》“村民集体所有,农户有偿(联产)承包,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的规定。让职业农民联产承包农村集体土地,为全体村民供给基本农产品,超产部分归种田能手所得,全体村民共同承担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分田单干的农村,可以通过与村民协作建立起农村内部“金地融托经服社”,承包地作价入社,分享保底收益,入社的时间越长,保底收益越高;农户也可用承包地在“金地融托经服社”抵押贷款。

为了适应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需要,在保障集体内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实行组与组的联合、村与村的联合。为了发展农村工业和其它产业的需要,同样也在保障集体内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实行以土地入股或以土地联合发展农村集体或股份工商企业,以加速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共同富裕。

(三)县域重新工业化,让农民能够就近就业和生活

工业和工业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工业是指工业经济,工业化是指以工业经济并且主要以机械装备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在“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指导下,县域经济曾长期有过农业经济的辉煌和围绕农业经济发展起来的工业“五小”经济的辉煌;改革开放之后,在“有路快走,有水快流”的经济发展策略的指导下,也曾有过县域农业经济、乡镇企业和县域工业经济的短暂辉煌。

但是,由于市场的“马太效应”,由于在那场静悄悄的市场化运动下的改制——所谓“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即使一个县区没有一家公有制企业也不影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过是那场静悄悄的市场化运动下改制的托词,从而造成县域工业经济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几乎不着调地都走向了以房地产和餐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然使农民“两只老鼠”的问题日益严重。

首先,“三农”的基本载体仍然是县域。没有县域实体经济的产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就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解决,也就没有农民成市民,农民的职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其次,县域经济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点。县域经济是一定“实力范围”的区域经济。从空间上看,一个县一般都有上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从人口来看,一般都有50--100万的人口,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人口规模,都相当于世界上一些“蕞尔小国”,此乃用武之地也。可是在市场“马太效应”的作用下,用武之地却成了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工阶级的伤心之地。他们除了在建筑工地和大小酒店劳累奔波外,真正在工业企业中创业就业的已少之又少。

县域经济工业化,是可能也是办得到的。因为县域经济不同于国民经济,他不必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他只要在经济产业上抓住1--2个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几个或十数个骨干工业企业,就能实现县域经济的辉煌。因此,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上,仍然要借助国家这只强而有力的手,立足县域的优势资源,将县域工业经济重新建成具有1--2个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产业,以解决农民的创业就业问题,更以此解决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生存和生活空间问题。

(四)突出农村经济的战略和基础地位,让农民能够富起来

农民可以被消解,但不可能被消灭。所谓农民变市民,就是农民被逐步消解的历史过程;所谓农民职业化,就是农民不再是一个政治身份,而是居住在农村、主业是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业经济的社会自然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农业任何时候都是朝阳产业而不是夕阳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重新看到了国家对农民、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视,每年一个中央1号文件,不仅给农民的是政策,给的更是黄金。

但是,我国农业还没有真正解除威胁、走出危险境地。

其一,农地租金高企。我国的农用地价格比发达国家高3~5倍,比发展中国家高5~10倍,这对农业发展很是不利;

其二,地权不均。由于允许资本圈地,农村耕地恐有被农业资本家垄断之虞,而真正的农民反而无地可种;

其三,闲置不罚反奖。农村抛荒的土地随处可见,以高科技农业园的名义圈地后长期闲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粮食直补资金”直接补偿到田块,一些长期抛荒的耕地年年得直补,年年却不产粮食!

因此,必须调整和修正现有农业政策,更加突出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战略和基础地位,使农业和农村工业既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和基础产业,又成为农民的黄金产业。

(五)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和镇村生态化,让农民不再乡愁

所谓农村的城镇化和镇村生态化,是指以县城为主体的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村庄构成的城市化体系。因为不管依据怎样的城市化生成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空间内,城市化都是一个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农村村庄构成的城市化体系;而不管人们自愿不自愿,农民变市民,农民职业化、农村城镇化和镇村生态化、农村社会现代化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当初人们的预料;农民成为“两只老鼠”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当初人们的预料。这个局面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大中城市的急速扩张也失之于大中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却又“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和服务。

“融得进城镇,回得了家乡”的最好区域载体是县域的城镇化和镇村生态化。中国县域,这样的“蕞尔小国”很能实现农民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基本统一。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推行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和“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发展战略为农民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民间的统一性已做了生动的具体的诠释,可惜这一城镇化进程,由于过度崇拜市场化的力量而被打断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继续推进以县城为中心、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生态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城镇化发展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两只老鼠”的问题。

(六)低成本城镇化,让农民进得了城并住得起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走上了一条市场化、资本化的道路: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政府招商引资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商直接或在土地二级市场招拍挂拿地进行房产开发——房屋出售——政府得土地开发增值收益、房地产商得资本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土地出让收入、房产所有者得到更好安排、购房者得到房产成为“城里人”——“一切看起来十全十美,好极了”!

但是,在这表面的和谐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地方财政成为土地财政,不仅直接与民争利,而且导致经济产业空心化

房地产商成为大大小小的王石、潘石屹,造成新的阶级对立

城市近郊农民拥地自重、拥房自重,甚至乱占滥占耕地建“假房”以获得拆迁的好处不仅一夜暴富,而且造成近郊农民与政府、与开发商、与远郊农民利益的对立引发诸多尖锐的矛盾

远郊农民因“生得不好”,大多数只能是望“城”兴叹而被拒于城镇大门之外;

大拆大建成为地方政府城镇化的基本任务必然造成房价高企,消费者因缺乏购买力而使城市开发区成为“鬼城”。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以县域为依托的农民城镇化实施土地低成本战略,走出土地财政的误区,以村社为主体和核算单位,按照人均配套的标准结算,多占的须还耕或征税,少占应补助或增加法定的用地指标

准许村社集体间置换农地和法定的生产生活配套用地,准许有土地主体资格的村社以合法的建设用地指标上市交易

对于已成为市民却在农村占有建设用地(宅基地等)的人,愿意将其退还村社集体的,集体应给予退出补偿;不愿有偿退出的应缴纳一定的建设用地占有税费。

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进得城、住得起,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本文原载“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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