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一直都是热点问题。而当下对理论创新，尤其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却有着不同声音，比如，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让一些中青年学者难辨是非，甚至将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危害很大。在国际共运史上，尤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也曾出现一波理论创新思潮，譬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已经“过时”了，必须对其进行根本修正，这样才能迎合形势。请问徐教授，修正主义与理论创新的区别在哪?

徐崇温：首先应当明确，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解的基本结构今天已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不自觉地)的纲领的基础。”[1]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也有着共同的理论要点。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打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从整体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尤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不能丢，不能将实践、政策层面的“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论据，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理论创新”，已经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会灭亡。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民主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立化、指导思想多元化。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党国际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这两个纲领体现的最大原则正如法国社会党人所说，“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2]

第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逝世后，西欧社会党人就不断通过“民主”攻击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苏联解体后，他们更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名称，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在基本原理上已经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例如，他们主张伦理社会主义、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将社会主义溶解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中，等等。吉登斯和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更是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经济的民主监督，也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濒临破产，被不少人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帮凶”。

第三，放弃“两个必然”，认为资本主义正是“历史的终结”。无论是修正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已经站不住脚。例如，伯恩施坦反对从客观历史必然性出发论证“两个必然”。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提出：“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3]他们要做的仅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用局部、细微的改良替代革命实践，其后果只能是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创新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在微小的实践工作中放弃“替代资本主义”和“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目标，不能用本应不断发展的政策主张替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理。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又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走出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这不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更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问：具体到各主要学科领域，伯恩施坦如何系统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修正又是怎么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徐崇温：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学术界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甚至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追根溯源，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就成为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实事求是地看，伯恩施坦的“理论创新”，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弃了“两个必然”的根本主张。学界有不少人认为，伯恩施坦“重复了恩格斯的话”，“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根本是子虚乌有，这些人打着实事求是和理论创新的口号，却罔顾伯恩施坦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具体来看，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是全方位的，遍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首先，伯恩施坦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纯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学说“则又作为一个纯理论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设才能被接受”，[4]它不能说明社会产品总价值，因此不宜作为起点。伯恩施坦认为，“仅仅根据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5]所以他引进了需求、爱好和效用等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再加上信贷工具的增加、通讯与信息服务的巨大改善，使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可以使资本主义几乎无限期地生存下去，能够防止甚至杜绝经济危机。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越是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越少，“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据此，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他还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拒斥把权力和所有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他还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巴贝夫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应成为一个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逐渐改良的道路来实现的目标，只有经过耐心的工作才能从内部来改良资本主义社会。

在社会学领域。伯恩施坦认为，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产者的人数不是或多或少地增加，而简直就是更多了，就是说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6]“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相反地，阶级斗争是一个走向消失的现象，起码可以说是一个趋向缓和的现象，可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社会关系人道化”，“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7]

在哲学领域。伯恩施坦拒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信奉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世界观首先表现在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们怀着主观愿望参加历史活动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借口人有思想和愿望而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其次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曲解成具有否认人的道德动机的反伦理倾向。还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并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鼓吹临时应付和迁就眼前的微小变化而忘记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综上可见，伯恩施坦根本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能被视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吗?伯恩施坦也曾表面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借口时代和条件的变化，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基本理论。

问：在实践上，伯恩施坦认为，应当放弃暴力革命，走向议会主义;工人阶级应当放弃武力夺取政权，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应当成为改良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妥协，等等。有人认为，伯恩施坦的这些认识继承了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提出“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的修正，从而放弃革命，走出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西欧取得了巨大成就。请问徐教授，是否正如伯恩施坦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修正是正确的，是继承了恩格斯晚年否定“暴力革命”的思想?

徐崇温：近些年来，有人为了把民主社会主义编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强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头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为此不惜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认为伯恩施坦重复、践行了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他们首先提出，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主张，这表现了伟大思想家“与时俱进”的精神和“自我否定”的勇气。随后，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做法是认同改良主义的重大转变，甚至提出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源头”。这种“新逻辑”甚至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进行了“自我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主张;恩格斯在晚年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主张和平过渡、民主妥协、阶级合作的共和国等;将大肆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视为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继承人;在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伯恩施坦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承。这一逻辑不仅毫无道理，而且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晚年思想。这类理论观点不时出现，现今仍有不少市场，对此我们应保持警惕，不断进行批驳。真如伯恩施坦所说，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转向改良主义了吗?

上述错误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下简称《导言》)。

伯恩施坦在1898年《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中，确实曾经援引过《导言》说：“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8]问题在于，伯恩施坦对恩格斯《导言》的援引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引申出了与恩格斯在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结论。

恩格斯从上述那段论述中引出的结论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选举权夺得一切阵地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9]而后，恩格斯又在一些与此相关的信件中，把他所说不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把力量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的论述，进一步发挥和表述为，要坚决反对绝对守法主义和否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反之，伯恩施坦却从这些论述中歪曲地引申出了“恩格斯深信，以灾变论为顶点的策略已经过时”，[10]进而引申出“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11]这样，“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行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2]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朝一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至于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它几乎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13]因而“谈论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14]

十分明显，恩格斯的结论和伯恩施坦的引申有着本质区别：恩格斯只是要求党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调整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策略，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在宣传和争取群众方面能获得最大效果，以便保存力量到“决战的那一天”，可以行使自己的“革命权”;伯恩施坦却歪曲地引申说，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两相对照，人们怎么能听凭有人肆意抹杀这样的本质区别，去相信什么“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呢?